臺灣財團法人基金會的經營之道—— 亂世中的中流砥柱與世界文明的定海神針
作者：陳銀欉 先生
從意義型態時代、典範轉移到使命導向治理的實踐哲學
引言
當代世界正同時經歷地緣政治重組、科技典範轉移、資本主義結構性失衡與價值體系解構的多重震盪。
環顧當前的市場機制無法單獨承擔社會整合功能，國家治理亦面臨合法性與效能的雙重壓力。在此背景下，基金會作為介於營利事業、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之間的第三部門核心制度，其角色已由「慈善補充者」轉化為「世界文明穩定器」與「普世價值錨定器」。
本文結合荀子務實主義、《易經》變易哲學、現代組織治理理論與台灣《財團法人法》制度精神，建構一套以「使命—制度—策略—人力—行動力」為軸心的基金會經營理論架構，說明基金會如何在意義型態時代中，於亂世亂市之際，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與文明的定海神針。
第一章 時代脈絡：從意義型態到典範轉移
一、意義型態時代的來臨
二十世紀以來，工業化與金融化塑造了以效率、成長與利潤為導向的經濟文明。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人類逐漸意識到單純以GDP與資本報酬率衡量社會進步，已無法回應生態危機、貧富差距、心理失序與文化斷裂等深層問題。於是，社會發展開始由「功能型理性」轉向「意義型理性」，亦即人們不再僅問「做得到嗎」，而更追問「值不值得」、「是否正當」、「是否符合人類長遠文明的方向」。
此一轉變，可謂進入「意義型態時代」（Age of Meaning）。在此時代中，組織的正當性不再僅來自效率與規模，而來自其對公共價值、社會信任與長期文明目的的承擔能力。基金會正是在此歷史條件下，被賦予超越傳統慈善角色的制度期待。
二、亂世與亂市的結構性根源
當前世界呈現「亂世」與「亂市」的雙重特徵。亂世源於地緣政治秩序鬆動、國際法權威衰退、戰爭與認知作戰常態化；亂市則來自金融資本高度流動化、科技壟斷、AI取代勞動所引發的社會結構斷裂。在此情境中，市場失靈的範圍不斷擴大，政府財政與治理能力亦承受巨大壓力。
傳統上，市場負責效率，政府負責分配與秩序；然而當兩者同時失衡時，社會亟需一種兼具價值導向、制度穩定性與跨界整合能力的中介力量。
基金會正是在此歷史縫隙中，成為維繫社會信任、補償制度失靈、穩定文明航向的重要支柱。
三、典範轉移與第三部門的再定位
從湯瑪斯．庫恩（Thomas Kuhn）所言「典範轉移」的觀點觀之，當既有制度無法解釋與處理累積的異常現象時，新典範必然興起。
今日社會治理的典範，正由「國家—市場二元結構」轉向「政府、企業、第三部門共構的多中心治理」。
在此新典範中，基金會不再只是資源再分配的工具，而是：
1.價值整合的平台
2.長期公共議題的承擔者
3.制度創新的實驗場
4.跨世代文明責任的信託人
其功能類似《易經》所言「時中」之道：在變動中尋求穩定，在失序中建立新秩序。
第二章 基金會的本質：務實主義與制度倫理
一、三大體系交會處的制度存在
基金會位處三大體系交會點：
1.營利事業體系：提供資本、效率與管理技術
2.非營利組織體系：承擔公益使命與社會服務
3.政府部門體系：確保公共性、合法性與制度穩定
此種交會位置，使基金會同時具備市場的效率邏輯、國家的公共性要求，以及民間社會的道德動能，形成一種高度制度化的公益治理主體。
二、荀子務實主義的治理精神
荀子強調「化性起偽」、「隆禮重法」、「制天命而用之」，其核心並非理想主義，而是制度化的人性治理。基金會的運作精神，正與此高度相應：不假設人性自發向善，而以制度、組織與規範將善意轉化為可持續、可治理、可傳承的公益體系。
基金會不是情緒性的施捨，而是文明層級的長期投資；不是偶發性的慈悲，而是制度化的仁政。
三、《財團法人法》與公益法治化法制化
台灣《財團法人法》所揭示的四大原則——公益性、透明性、責任性與永續性——使基金會成為受法律約束的公共信託機構。
此一法制設計，確立基金會並非私人意志的延伸，而是社會整體價值的制度載體。
使命，於是成為基金會存在的靈魂坐標：
•對內，指引組織決策與資源配置
•對外，建構社會信任與正當性
•對歷史，承接跨世代責任
第三章 經營模式與使命導向策略
從使命定位到績效實現的制度化路徑
一、基金會經營模式的典型類型
在意義型態時代中，基金會的經營模式已由單一捐贈型態，演化為多元化、系統化與策略化的組織型態。就其運作邏輯而言，可區分為四種典型模式：
（一）捐贈補助型：
以資金分配為核心，透過補助學術、文化、社福或公共政策計畫，扮演「資源配置者」角色。其優勢在於彈性高、啟動快，但若缺乏長期策略與影響力評估，易流於碎片化公益。
（二）專案執行型：
基金會本身即為計畫主體，設立長期研究中心、文化機構、教育平台或政策智庫，形成知識生產與公共服務的穩定系統。
（三）平台協作型：
結合企業、政府、學界與公民團體，形成跨界治理平台，扮演「資源整合者」與「共識建構者」。
（四）生態系統型：
以長期文明使命為核心，建構人才培育、資金循環、制度創新與國際網絡的完整生態系，成為公共治理的基礎設施。
此四型態對應《易經》所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使命為「道」，經營模式為「器」，器必須隨道而變。
二、企業社會責任與基金會宗旨的升級
傳統企業社會責任（CSR）多停留於形象修補與風險管理層次，屬「外掛式公益」。
當代則已轉向「共創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 CSV）與「使命導向資本主義」（Mission-driven Capitalism）。
基金會在此轉型中，扮演三項關鍵角色：
1.價值轉譯者：將企業的經濟語言轉化為公共價值語言。
2.長期治理者：承接企業無法單獨承擔的世代型議題（教育、文化、環境、AI倫理）。
3.制度緩衝器：在市場失靈與政策空窗間，提供穩定行動平台。
此一功能，正是「中流砥柱」的制度化形態。
三、使命導向KPI：從理想走向治理
基金會績效評估，不能套用企業財務報表邏輯，而須建立「使命KPI體系」（Mission-based Performance Indicators），包含：
1.社會影響力指標（Social Impact）：受益人數、政策改變、制度創新程度。
2.文化深度指標（Cultural Continuity）：價值傳承、知識累積、典範塑造。
3.治理成熟度指標（Governance Quality）：透明度、問責機制、組織韌性。
4.跨界整合指標（Network Power）：合作網絡密度、資源槓桿效應。
此正符合荀子「以法度量人事」的務實精神，使仁義落實為可衡量、可改進的治理工程。
四、混合融資與永續財務結構
為避免受制於單一捐贈來源，現代基金會逐步發展「混合融資架構」（Blended Finance）：
•公部門補助（公共使命）
•企業合作（策略聯盟）
•社會投資（影響力資本）
•永續基金（世代信託）
此架構使基金會得以跳脫景氣循環波動，形成長期穩定的「文明資本池」，正如《易經》「厚德載物」之象。
五、AI時代的治理工具與預見能力
人工智慧的導入，使基金會治理邁向「預測型公益」：
1.需求預測模型：分析社會趨勢，提前部署資源。
2.影響力評估系統：即時追蹤計畫成效，動態調整策略。
3.風險治理雷達：辨識政策斷層、族群斷裂、文化流失等潛在危機。
AI在此不是取代道德判斷，而是輔助人類作出更具前瞻性的文明決策，形成「人機共治」的公益治理新典範。
第四章 人力與組織
中流砥柱的內在結構與文明型人才治理
一、基金會的人力本質：從勞動力到文明資本
在營利企業中，人力資源常被視為生產要素；在政府體系中，人力則是行政編制；但在基金會體系中，人力首先是「使命承載者」與「文明資本」。基金會所追求者，不僅是專業能力，更是價值認同、道德穩定性與長期承諾。
此一人力特性，可用荀子「士者，國之寶也」加以詮釋。荀子所言之「士」，並非僅具技術之人，而是內化道德秩序、能承擔公共責任、具有制度意識與長遠視野的文明支柱。基金會的人才，正是現代社會中「新士階層」的制度化形態。
二、使命型人格與組織文化
基金會的組織穩定性，取決於「使命型人格」（Mission-oriented Personality）的比例與凝聚程度。其核心特徵包括：
1.價值優先於私利的內在排序
2.長期主義取代短期績效主義
3.對公共責任具內在倫理自覺
4.能在不確定與資源有限中維持行動意志
組織文化因此必須以「使命敘事」為核心，透過共同歷史、典範人物、制度儀式與公共語言，使個人生命意義與組織使命產生結構性連結。此正是《易經》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現代組織實踐。
三、人際關係與信任網絡治理
基金會運作的真正資產，不僅是資金與專業，而是「信任網絡」。其人際關係治理具有三層結構：
（一）內部信任：
建立跨部門合作、資訊透明與心理安全感，避免使命組織被官僚化侵蝕。
（二）外部夥伴信任：
與企業、學界、政府、社群形成長期合作關係，而非專案式交易關係。
（三）社會公共信任：
透過誠信、專業與一致性行動，成為社會認可的道德節點。
此種信任結構，使基金會得以成為社會系統中的「穩定樞紐」，發揮類似《尚書》所言「股肱良哉」的制度功能。
四、團隊合作精神與跨界整合能力
基金會的團隊精神，不能建立於企業式績效競爭，而須建立於「使命共同體」邏輯。其合作模式具備三項特質：
1.共學型組織：鼓勵知識分享、反思文化與跨界學習。
2.共治型決策：以協商與專業共識取代單向權威。
3.共擔型責任：成功共享，風險共負，形成高度組織韌性。
在跨界合作日益頻繁的時代，基金會人才須同時具備：
•專業深度
•溝通轉譯能力
•文化敏感度
•制度理解力
此正是現代「通才型公共知識分子」的組織化實踐。
五、領導者的角色：海神針型治理人格
基金會領導者不同於企業CEO或政治領袖，其核心功能不是權力動員，而是價值定錨與方向穩定。其應具備三重角色：
1.使命守護者：確保組織不因資源誘惑而偏離初衷。
2.制度設計者：建立可長可久的治理架構。
3.意志凝聚者：在危機、壓力與外部風向中，維持組織方向不動搖。
此種領導人格，正是「中流砥柱」與「海神針」的現代制度化化身。
第五章 行動力與意志力
從制度理性走向文明實踐的歷史動能
一、行動力：使命從理念走向現實的轉化引擎
基金會的存在價值，最終不在於理念的崇高，而在於行動的持續與可落實性。若使命只是宣言，策略只是文件，制度只是形式，則基金會無法成為「中流砥柱」，更無法在亂世中發揮「海神針」的穩定功能。因此，行動力是使命轉化為社會現實的關鍵動能。
行動力在基金會治理中具有三重層次意義：
1.制度化行動力：
將使命內嵌於組織流程、預算配置、績效評估與治理結構，使行動不依賴個人熱情，而成為可複製、可持續的制度慣性。
2.策略性行動力：
能夠在不確定環境中迅速判斷優先順序，將有限資源集中於最具長期公共價值的領域，而非被短期議題牽引。
3.文化型行動力：
形成「說到就做、做就做到位」的組織氣質，使行動本身成為價值示範，對社會產生規範性影響。
此種行動力，正是荀子所謂「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的反面實踐——知行合一，方能成德成業。
二、意志力：亂世中的精神穩定器
若說行動力是「做事的能力」，則意志力便是「在風暴中不偏航的力量」。基金會所面對的議題多屬長期、結構性與高度不確定領域，如教育改革、文化保存、環境永續、科技倫理、社會信任修復等，皆非一任董事會、三五年計畫即可見效。在此情境下，意志力成為比資金更稀缺的治理資源。
意志力包含三個層次：
1.時間意志：
能承受長期投入而未見立即成果的壓力，維持跨世代使命的連續性。
2.道德意志：
在政治風向、輿論波動與利益誘惑中，堅守公益初心，不隨勢而移。
3.制度意志：
願意投入看似枯燥卻極其關鍵的制度建構工作，如法制完善、治理規範、人才培育體系，而非僅追求可見度高的短期成果。
此正是《易經》所言「艱貞，利貞」之精神：在艱難中守正，方能通達。
三、危機治理與組織韌性
亂世的本質，即是不確定性常態化。基金會若要成為社會的穩定器，必須具備高度組織韌性（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其核心在於：
•預警能力：能及早察覺制度風險、社會斷裂與政策轉折。
•應變能力：在突發事件中維持決策清晰與組織協同。
•復原能力：在挫敗、資源中斷或政治壓力後，迅速重建運作節奏。
韌性不是僥倖存活，而是結構性抗震設計。這正如海神針的意象：不是阻止風浪，而是在風浪中維持座標不移。
四、長期主義與跨世代責任
基金會的終極使命，不僅對當代負責，更對未來世代負責。此種跨世代倫理，與儒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高度相通。基金會的每一項決策，本質上都是在進行「文明資本配置」：
•今日投資教育，即是在形塑三十年後的社會品質；
•今日保存文化，即是在維繫百年後的文明認同；
•今日建構制度，即是在為尚未出生的人預留秩序空間。
此種時間尺度的拉長，正是基金會不同於企業與政府之處，也是其道德高度的來源。
第六章 結語
基金會作為世紀文明穩定器的歷史角色
綜合以上的前述，基金會的經營之道，並非單一管理技術，而是一套結合：
•務實主義的制度理性（荀子）
•變易哲學的時代感知（易經）
•現代治理的策略工具
•跨世代倫理的文明責任
於一體的「世界文明治理工程」。
在意義型態時代與典範轉移交會之際，基金會已由慈善機構組織，轉化為：
•價值體系的定錨者
•社會信任的修復者
•制度創新的孵化器
•未來世代的受託人
其角色，正是亂世中的中流砥柱，動盪中的定海神針。
若以潁川學的語言總結之，基金會之道，即是：
以天理為使命，
以人心為根本，
以制度為骨架，
以行動為血脈，
以意志為精神，
承接文明長河之不絕如縷。
《志工服務精神：世界文明之心的具體化》
若說制度是基金會的骨架，策略是其筋絡，人力是其血脈，行動力是其動能，意志力是其精神中樞，那麼志工服務精神，便是基金會最深層、最柔軟、卻也是最堅韌的世界文明之心。
志工並非體制內的權力者，亦非基金資本的持有者，而是以自由意志投入公共使命的「無名承擔者」。
他們所代表的，不是交易邏輯，而是奉獻倫理；不是功利計算，而是意義實踐；不是制度強制，而是良知自發。正因如此，志工精神構成基金會存在正當性的道德源泉。
一、志工精神的本質：無私、恆常與自願
志工服務的三大核心精神為：
1.無私性（Altruism）
不以報酬為目的，而以他人福祉與公共價值為先，體現儒家「仁者愛人」、佛家「利他行」、荀子「義以為上」之德性傳統。
2.恆常性（Perseverance）
志工不是一時激情的善行，而是長期投入的承諾，是在平凡中持續付出的耐力，是文明得以累積的時間力量。
3.自願性（Voluntariness）
志工的行動源於內在道德召喚，而非外在權力命令，此正是現代公民社會最珍貴的自由德性。
二、志工作為世紀文明傳承者與社會縫合者
在碎片化、原子化、疏離化日益加劇的當代社會中，志工是少數仍以「關係、關懷與責任」為行動出發點的群體。
他們不僅提供服務，更修補社會裂縫，重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連結。
志工的存在，使基金會不只是制度機器，而是一個有溫度的倫理共同體；不只是資源平台，而是一個情感與價值交會的場域；不只是治理單位，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文明實踐網絡。
三、《潁川學》視角：志工即現代「士」的實踐形態
在潁川學的世界文明脈絡中，「士」者，非官位之人，而是承道、守義、行責、濟世之人。今日基金會中的志工，正是現代社會制度化的「新士階層」：
•以責任代替權力，
•以服務代替支配，
•以奉獻代替佔有，
•以長期承擔代替短期掌聲。
他們在無名中承擔，在無位中守道，在無利中行義，構成文明最穩定的基底力量。
四、志工精神與基金會使命的最終統一
基金會的使命再宏大，若無志工精神作為倫理根基，終將流於制度空轉；策略再周密，若無志工投入的溫度與耐心，終將失去社會信任；資源再豐厚，若無志工所體現的無私精神，終將失去文明高度。
因此可以說：
基金會的最高治理，不在董事會；
基金會的最深力量，不在基金資本；
基金會的真正靈魂，在每一位默默服務、不求回報的志工身上。
五、定海神針之所以不動，在於其深埋大地
亂世之中，文明之舟能否不偏航，不只取決於制度設計與領導智慧，更取決於是否有一群人在最底層、最基層、最長期地默默承擔公共善的重量。
志工正是那深埋於大地之中的定海神針根基。
基金會之所以能成為中流砥柱，正因其下有無數志工如柱腳般撐起文明結構；基金會之所以能穩定亂世航向，正因其內蘊一股不求回報、只問使命的服務精神長流不息。
以《潁川學》之語作最終結語：
文明之大，不在權力之高，
而在良知之深；
社會之穩，不在制度之嚴，
而在奉獻之恆。
志工精神正是人類文明不滅的心跳。
基金會 服務志工
陳銀欉 敬述
2026-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