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就是一部鬥爭史—— 從權力爭奪看人性、制度與文明的宿命循環

作者：陳銀欉 先生

一、前言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中國歷史長達五千年，最鮮明的底色之一，就是鬥爭。
這種鬥爭，既不是單純的軍事征伐，也不僅是政治權謀，更是一場場深刻的人性博弈。
從王朝更替、宗族傾軋，到士大夫間的黨爭與權臣之鬥，中國歷史的主軸，幾乎無時無刻不在訴說一個殘酷的真相——權力的鬥爭，從未停止。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種歷史規律。
從秦始皇以暴力統一天下，到朱元璋以血腥清洗鞏固帝權；
從曹爽之滅族，到司馬氏奪權篡魏；
從唐太宗弒兄奪位，到明成祖靖難稱帝；
從清朝雍正兄弟爭儲，到近代政壇權力鬥法，這些事件構成了中國政治文明的骨架與陰影。

中國歷史的厚度，不僅在於王朝的興亡，更在於一再上演的「鬥爭宿命」。
有人在鬥爭中成就千秋大業；
也有人在鬥爭中被歷史遺忘。
但無論誰勝誰敗，歷史留下的，往往不是勝者的榮光，而是文明的教訓。

二、朱元璋的血色清洗：恐懼所維繫的帝國

明太祖朱元璋，是權力鬥爭藝術的極致代表。
他出身貧寒，憑藉非凡的政治手腕與鐵血手段登上帝位，卻也在晚年將整個帝國籠罩在恐懼之下。

歷史上「胡惟庸案」與「藍玉案」是最著名的兩次政治清洗。
胡惟庸案中，被誅殺者約三萬人；藍玉案中，約兩萬五千人喪命。
許多家族被連坐滅門，甚至整個鄉鎮被抄殺成「無人鄉」。

「胡惟庸案」與「藍玉案」是明朝初期兩起大規模誅殺功臣的政治事件，合稱為「{胡藍黨獄」。
它們都與明太祖朱元璋打擊功臣、鞏固皇權有關。
胡惟庸案（1380年）是因宰相胡惟庸被指控謀反而引發，牽連廣泛，此案後廢除了實行近兩千年的丞相制度。
藍玉案（1393年）則是在胡惟庸案多年後，朱元璋再次以藍玉謀反為由，大規模株連殺害功臣武將。

胡惟庸案

發生時間：洪武十三年（1380年）
導火線：藉口左丞相胡惟庸「擅權植黨、謀反」
影響：
朱元璋藉此案摧毀了以胡惟庸、李善長為首的「{淮西幫」官僚集團。
廢除了實行近兩千年的丞相制度，改由六部分理政務，並設立內閣作為皇帝的顧問，從此中國政治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
此案牽連甚廣，據估計被殺者超過三萬餘人。

藍玉案

發生時間：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導火線：錦衣衛指揮使蔣瓛指控涼國公藍玉謀反。
影響：
此案旨在打擊以藍玉為首的功臣武將，導致大量武將被殺。
規模也極為龐大，史載「族誅者一萬五千餘人」。
此案徹底消滅了明初淮西幫的軍事力量。

兩案的共同點

合稱「胡藍黨獄」：兩案在歷史上常被合稱為「胡藍黨獄」。

誅殺功臣：兩案都是朱元璋為鞏固皇權而大規模株連殺戮功臣的政治事件。

株連廣泛：兩案都導致大量無辜者被牽連殺害，據史載，胡惟庸案牽連者達三萬餘人，藍玉案牽連者達一萬五千餘人，受株連被殺者總計可能達四萬五千人。

朱元璋的邏輯是：

「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漏一人。」

在他眼裡，天下的安危繫於君主一身，權力的純度必須以鮮血維繫。
這種「極端防衛式治理」使明初的政權穩固，卻也為日後的恐懼政治與官僚僵化埋下了伏筆。

「蔓藤抄」並非朱元璋首創，但卻在他手中達到制度化的極致。
在中國歷史上，凡是想徹底消除政敵的統治者，幾乎都採用了類似手段。
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到明太祖株連九族，
這樣的歷史模式，昭示著一個殘酷現實：中國的中央集權，往往以恐懼為基石。

對於「蔓藤抄」（又稱瓜蔓抄）及中國歷史上以恐懼與株連手段鞏固中央集權的情況，簡單做如下分析：

「蔓藤抄」與朱元璋

「蔓藤抄」是中國封建時代株連治罪的一種形式，並非朱元璋首創，但他將此手段制度化並使之極致化。
明朝建國後，朱元璋對功臣的猜忌非常深，即使曾受過救命之恩的重臣，也難逃株連九族的命運。這種株連擴大了政治清洗的範圍，殃及無辜，成為鞏固絕對權力和壓制反對勢力的利器。
例如，當朱元璋懷疑功臣陳德參謀謀反時，他最終決定對陳家進行抄家，從而剝奪其家族的榮耀與地位，彰顯了政治權力中根深蒂固的恐懼與疑心。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歷史上秦始皇為了統一思想、鞏固中央權力，實施焚書坑儒的政治措施。他下令焚燒非法家學說的書籍，尤其是儒家經典，並坑殺批評其專制的儒生，企圖通過思想的壓制消除異議聲音。這反映出中央集權政權在面對思想挑戰時的恐懼和不安。焚書坑儒後，儒學被嚴重打擊，但隨後在漢朝得以復興，說明思想強制雖有短期效應，難以長期壓制社會文化發展。

「株連九族」與中央集權的恐懼基石

株連制度，即以一人犯罪牽連其親族乃至多族，早在隋唐時代有所形成和規範。隋炀帝將株連九族刑罰正式制度化，擴大了皇權對人民及官僚的控制範圍。此種以株連來恐嚇政敵及其家屬的手段，成為歷代封建帝王鞏固中央集權的重要工具。
權力的極端恐懼造就了此種殘酷刑罰，展現了中國封建中央集權體制的一個深層現實：權力的不安全感和維穩需求往往以懼治為基礎。

中國中央集權與恐懼治理

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的中央集權特色，多以強大而嚴厲的權力控制機制為基礎，對動亂的恐懼成為核心政治文化。
歷代統治者在政權鞏固上，往往傾向以剷除異己及恐懼統治來維繫秩序，這種現象在從秦始皇焚書坑儒、明太祖株連九族等案例中表露無遺。中國人民也因長期處於動盪的歷史周期，習慣在強烈的中央控制與混亂的分裂中選擇強權以獲得相對安定。

此脈絡呈現，蔓藤抄等株連制度並非孤立現象，而是中國封建中央集權歷史中以恐懼與懼治維繫統治的制度化表現。
朱元璋將這樣的做法發揚到制度化，是延續並極端化了中國歷史上對政敵徹底消滅的死刑手段。

三、曹爽之死：權力的愚昧與制度的無情

三國魏朝的曹爽之死，是一場典型的權力鬥爭悲劇。
曹爽身為曹操的侄孫、曹真之子，官至大將軍、錄尚書事，可謂權傾一時。
明帝遺詔，命他與司馬懿共同輔政，原是榮耀之至。
但歷史的黑暗，往往藏在最微小的破綻裡。

根據《三國志》和《資治通鑑》，曹爽在權力鼎盛之時，驕奢淫逸，疏於防範。
司馬懿表面恭順，實則深藏不露。
公元249年，司馬懿趁曹爽陪同少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祖之際，發動政變，控制京師洛陽，史稱「高平陵之變」。
曹爽兵敗歸降，仍幻想能全身而退。

據傳，曹爽部將桓範勸他以「借糧」之舉試探司馬懿誠意。
司馬懿果真送糧，曹爽誤信其心，結果全家被滅三族。

「亦將桓範等皆下獄，然後押爽兄弟三人並一干人犯，皆斬於市曹，滅其三族。」

曹爽之死，不只是個人的失敗，更揭示了魏晉時代政治的殘酷本質：
權力不是理性遊戲，而是生死博弈。
曹爽若狠一分，也許能與司馬懿分庭抗禮；
但他選擇了仁慈與遲疑，結果便是全族覆滅。

這是中國歷史的殘酷邏輯：

在權力鬥爭裡，善良常常被視為愚蠢。

四、魏帝之死：權力之巔的悲劇

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懿掌握大權，其子司馬師、司馬昭更進一步架空魏帝。
公元260年，年僅20歲的魏帝曹髦不堪屈辱，決心親率侍衛討伐司馬昭。

他怒言：「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率刀兵衝出宮門，欲討權臣。
然而，他的勇氣換來的不是自由，而是死亡。

司馬昭派屬下成濟阻擊，混戰中成濟一刀刺死了曹髦。
史書記載：「高貴鄉公，死於宮門外。」
這位被尊為天子的少年皇帝，就這樣死在自己臣子的刀下。

事後，司馬昭假意震怒，下令「誅殺成濟三族」以示清白。
成濟死，司馬昭安然無恙。
這是中國歷史最荒謬的劇情之一：
弒君者受誅，弒君主謀者封侯。

「天下之大，唯權最重。」
從曹操到司馬昭，從朱元璋到雍正，中國歷史上的權力鬥爭，幾乎都圍繞一個主題——
誰能控制權，誰就能改寫道德。

五、人性與制度的糾纏：鬥爭文化的深層根源

為何中國歷史的主軸總離不開「鬥」？
這背後不僅是人性的貪婪，更是制度的結構性宿命。

（1）集權體制的內在張力

在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中，權力高度集中於皇帝一人。
這種制度能帶來效率，卻也孕育極高的風險：
沒有制衡的權力，最終必然走向恐懼統治。
為了生存，臣子必須鬥；為了穩固，君主必須殺。
於是，鬥爭成了政治生態的常態。

（2）家族政治的血緣矛盾

中國歷史的權力鬥爭，常常不是陌生人之間的戰爭，而是「家族內戰」。
兄弟相殘、父子互疑、宗室反目——從漢景帝誅晁錯，到唐玄宗誅兄奪位，再到明朝靖難之役，皆如是般的案例。
血緣本應是信任的基礎，卻在權力面前變成最大的威脅。

（3）士人階層的雙重性

士大夫階層本應以道德為立身之本，但在封建權力結構下，
「忠」與「智」往往對立。
選擇忠，可能喪命；
選擇智，必須屈膝。
因此，中國歷史上最聰明的士人，往往在「忠奸」之間徘徊，
在「存身」與「殉道」間掙扎。

六、從鬥爭到省思：文明的代價

回望華夏歷史，我們不得不承認——
中國文明之所以長壽，正因它在無數次鬥爭中磨出韌性。
但這份韌性，也讓我們付出了沉重代價：
創新被抑制，信任被摧毀，文化陷入「恐懼與服從」的循環。

權力鬥爭帶來的是「短期穩定」與「長期停滯」。
當所有人都在算計如何生存時，沒有人敢於創造未來。
歷史因此一再重演：
盛世之後是衰世，統一之後是分裂。
所謂「治亂循環」，其本質正是一種鬥爭文化的輪迴。

七、現代啟示：從鬥爭到共生

歷史不是用來譴責的，而是用來學習的。
今日中國與世界皆已進入知識與科技主導的時代，
然而「鬥爭文化」的影子仍深植在集體潛意識中。

企業競爭、政治生態、人際互動，
若仍以「鬥」為本，而非「共」為道，
那麼我們仍走不出權力文明的原點。

真正的進步，不在於「贏得鬥爭」，而在於「化解鬥爭」。
歷史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
權力若無制衡，智慧便無尊嚴；
制度若無仁心，文明便無靈魂。

《中國鬥爭文化的歷史教訓與心理意識形態》

一、鬥爭文化的教訓：權力的極限與信任的崩塌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權力鬥爭貫穿其間，從王朝更替到宮廷政變，從宦官專權到士人黨爭。這些血淚史教會我們一件事：權力可以奪取天下，卻無法長治天下。

1️⃣ 鬥爭的本質是恐懼

在中央集權制度下，統治者害怕失去權力，臣民害怕失去性命。這種「雙重恐懼」構成了中國政治文化的底層邏輯。從秦始皇到朱元璋，從雍正到毛澤東，權力越集中，鬥爭越激烈。
恐懼不是治理的基礎，信任才是文明的起點。

2️⃣ 鬥爭帶來短期穩定，卻摧毀長期秩序

每次政治清洗、派系對立，都使人才凋零、信任瓦解。朱元璋以恐懼維穩，卻讓明朝官僚體系僵化；司馬氏奪權成功，卻導致三國結束後魏晉南北朝長期動亂。
以恐懼維持的秩序，只是暴風前的平靜。

3️⃣ 鬥爭消耗理性與道德

歷史上「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文化，使人們傾向以結果論斷對錯，而忽略道義的底線。這樣的價值觀滲入現代官場與企業文化，使「內耗」取代「共榮」。
文明的成熟，不在於誰贏，而在於是否能讓對手不必死。

二、重塑治理文明：從權力集中到制度共治

要從鬥爭文化走向治理文明，中國需要的不僅是政治制度的改革，更是文化與心態的升級。

1️⃣ 從君權轉為「制度的權」

傳統政治建立在「君主神授」與「家天下」觀念上，缺乏制度性制衡。
現代治理必須建立「制度比個人強」的文化。
制度是理性化的權力，它以程序代替個人意志，以責任制衡權威。
治理文明的第一步，是讓制度取代人治。

2️⃣ 從鬥爭邏輯轉向協作邏輯

治理的核心不是「誰贏」，而是「如何共贏」。
在AI與全球化時代，單一權力中心已無法應對複雜問題。
治理文明要建立「多中心協作」的架構：政府、企業、公民社會、教育體系共治共管。
民主不是爭奪話語權，而是共享決策責任。

3️⃣ 從「防範」文化走向「信任」文化

中國政治傳統強調防範：防外患、防內亂、防部下、防同僚。
而治理文明的核心是信任——以資訊透明建立公信，以法治保障信任。
信任讓制度運轉順暢，讓社會不再疲於防守。

三、中國人的政治心理學：在權力與安全之間

要理解中國政治文化的根源，必須從心理層面探討。中國人的政治心理，深受「權力—安全」二元張力支配。

1️⃣ 「安全焦慮」是政治行為的潛意識

在長期動亂的歷史背景下，中國人形成「不安全的集體記憶」——
亂世恐懼、戰禍記憶、被奪權的陰影，使人傾向追求「穩定高於自由」。
因此，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不是民主與專制的對立，而是「安全與信任」的權衡。

2️⃣ 「父權依附心理」：對強者的服從與依賴

幾千年儒家倫理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人們潛意識裡相信「權威即安全」。
當社會缺乏制度信任時，人們寧願相信領袖而非法律。
這是一種「父權依附」心理，讓中國政治呈現出強烈的個人化色彩。

3️⃣ 「面子文化」與權力距離

中國人深諳「得罪不起」的潛規則。面子文化使人擅長權謀與暗示，卻難以建立透明制度。
權力因此被包裹在禮貌、關係與模糊的邊界中。
這也是為何中國政治文化擅長「維穩」，卻難以「公開討論」。

四、如何從鬥爭走向共生：文明升級的三個方向

1️⃣ 以法治取代人治，以程序取代權謀

中國文化中最缺乏的不是聰明，而是「界限」。
文明的根本，不是智慧的多寡，而是權力的邊界。
法治讓權力可控、責任可問，制度讓治理從個人信任轉為公共信任。

2️⃣ 以教育重建公民理性

鬥爭文化根源於「零和思維」：非我即敵。
教育的使命，是培養能「理解差異、欣賞多元」的公民理性。
唯有當下一代學會「辯論而不仇恨、競爭而不殘殺」，
治理文明才有真正的社會心理基礎。

3️⃣ 以科技與資訊透明化建立「信任基礎設施」

AI、大數據與區塊鏈時代，治理可以更公開、更即時、更可監督。
資訊公開是信任的起點，數據治理是現代文明的「新防腐機制」。
當制度以公開取代黑箱，人民以知情取代猜忌，
鬥爭文化自然會被信任文化所取代。

五、中華文明的修煉

中國歷史是一部鬥爭史，但未來必須是一部修煉史。
鬥爭讓我們學會生存；修煉讓我們學會共生。

權力若沒有約束，終將走向毀滅；
制度若沒有仁心，也終究會僵化。

所謂「治理文明」，不是結束鬥爭，而是讓鬥爭升華為理性競爭；讓權力成為公共服務；讓恐懼被信任取代。

正如《易經》所言：「天地交而萬物通也。」
真正的政治文明，不在鬥倒對手，而在與對手共創秩序。
這是歷史留給我們最深的心理學課題；
也是未來中國文明真正要完成的「內在革命」。

《中國文化的鬥爭心理學——
權力、秩序與安全感的三重困境》

一、鬥爭是歷史的結構，不只是行為的選擇

中國歷史五千年，從皇權到官場、從家族到職場，「鬥爭」幾乎貫穿了所有權力結構。
但它並非單一的「性格缺陷」，而是一種制度性的心理反應。

在「天下一統」的中央集權文明中，政治權力被視為秩序的唯一來源。
因此，「誰掌權」不僅關乎利益，更關乎生存。
當權力成為資源的核心分配者時，所有關係（親情、友情、師生、上下屬）都潛伏著權力的陰影。

這種結構造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心理模式：

凡事皆可爭，爭者生，不爭者亡。

鬥爭因此成為一種集體生存策略——
不是因為中國人天生喜鬥，而是因為歷史環境逼迫他們「必須懂鬥」。

二、鬥爭心理的三大根源

1️⃣ 權力焦慮：以鬥爭換取安全

中國文化中最深的心理矛盾是：
害怕權力、又依賴權力。

傳統社會「天命在君」，權力具有神聖性與懼怕性。
但在專制體制下，「得權者生、失權者死」的恐懼，也深植人心。
這使得中國人的政治心理往往帶有「權力焦慮症」——既渴望掌控，又害怕失控；既服從權威，又警惕被壓。

因此，鬥爭成為一種防衛機制。
與其被人害，不如先制人；與其被邊緣化，不如先確保自己在權力核心。
這不是性格的陰暗，而是歷史教會的「生存本能」。

2️⃣ 面子與階序：以鬥爭維護尊嚴

中國是「關係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界限並不明確。
在這樣的文化中，「面子」成為最重要的心理安全屏障。

失面等於失勢，失勢等於失尊嚴。
因此，在家庭中、職場裡、乃至國際外交上，中國人往往以「爭面子」作為心理驅動。

然而，面子的本質是外部承認，不是內在價值。
這種外向式的自我建構，使中國人傾向於透過比較、鬥爭來確立自我。
結果，中國文化中形成了一種隱性邏輯：

「我不一定要贏，但我不能輸。」

這種「不能輸」的集體心理，使社會競爭充滿防禦性、零和性，缺乏共榮思維。

3️⃣ 傳統秩序的陰影：忠、孝與恐懼的內在糾纏

儒家文化強調「忠孝節義」，但在權力體系中，這些倫理常常被扭曲成「服從」與「恐懼」。
忠君變成了「不質疑」、孝順變成了「不反抗」。
因此，中國人的鬥爭心理中，常帶著矛盾：
外表服從，內心抗拒；表面尊重，暗中較勁。

這就是所謂的「表面和諧、內在博弈」。
這種模式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政治與組織文化：
大家都懂「不能說破」，都懂「權力要留餘地」，都懂「話要說一半」，
於是鬥爭不一定明顯，但無所不在。

三、鬥爭心理的文化表徵

1️⃣ 語言的隱晦化：中國人習慣「弦外之音」、「話中有話」，這是防禦性的溝通方式。

2️⃣ 人際的策略化：講「人情」、看「風向」、懂「潛規則」，其實都是鬥爭文化的心理延伸。

3️⃣ 集體的二元思維：強調敵我界線，容易產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他心理。

4️⃣ 情緒的壓抑性：由於直言有風險，人們傾向「心鬥而不言鬥」，導致情緒壓抑與權謀思維並存。

這些表徵不只是歷史遺產，也滲透到現代組織、政治、教育與企業文化中。

四、鬥爭心理的代價：內耗文明的陷阱

中國文化的強項是韌性，弱點是內耗。
鬥爭文化讓人擅長「對抗」，卻不擅長「合作」。
它產生三種長期心理後果：
1️⃣ 信任缺失：人際關係中以防範為主，組織缺乏真誠合作。
2️⃣ 創新受限：因害怕犯錯、被鬥、被懷疑，創新意願下降。
3️⃣ 權力中毒：領導者以控制為安全感，部屬以順從為生存策略。

結果是整個社會陷入「效率低、關係重、決策慢」的結構性焦慮。
這正是中國歷史屢屢「盛世不久」的心理學根源。

五、超越鬥爭：文化心智的進化

要走出鬥爭心理學，並非要消滅競爭，而是要轉化競爭的心態。
歷史與現代的啟示在於：

1️⃣ 從鬥到合：以「共生」取代「對抗」
真正的成熟文明，不在誰戰勝誰，而在能否讓彼此共存。
政治、教育、企業治理皆應培養「共榮思維」——競爭為了創造，而非消滅。

2️⃣ 從權力到制度：以透明取代恐懼
唯有建立公平、可預測的制度，人民才不必以鬥爭求生。
制度是心理的安全閥，它讓人敢於信任。

3️⃣ 從面子到尊嚴：以自我價值取代外部認同
教育應從小培養「內在尊嚴感」——學會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
當人不再依賴外界評價，就能以理性而非虛榮參與競爭。

六、從鬥爭到修煉

中國文化的鬥爭心理，並非全然負面。
它孕育了極高的適應力與危機感，也鍛造出強大的生命韌性。
但文明的進化，不應停留在「鬥」的層次，而應邁向「修」。

鬥爭是求生的本能，修煉是成長的智慧。
當我們從「爭權」走向「共治」，從「懼敗」走向「共榮」，
那才是真正走出鬥爭文化的心理升級——
從恐懼的歷史，進化為信任的文明。

結語

歷史的教訓，未曾遠去，正在進行中

中國歷史的長河，滾滾向前；
權力的鬥爭，看似過去，卻從未消失。
它改頭換面，從宮廷走向公司，從刀劍化為話語，從血戰轉為心戰。

但唯有當我們真正理解：
「鬥爭」不是命運，而是選擇；
「勝者」不在於權力，而在於格局；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終極意義，
不在征服，而在和諧——
那時，我們或許才真正走出這場綿延五千年的鬥爭史。

教育界的園丁
陳銀欉 整理
2025-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