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的投資報酬率探索

作者：陳銀欉 先生

摘要說明

本文分為七大部分：
一、緒論
二、美國大學教育報酬率現況與分析
三、中國大學教育成本與報酬率挑戰
四、專業選擇、地域差異與報酬率的關鍵變項
五、對臺灣／華人社會的啟示與反思
六、政策建議與實務行動
七、結論

一、緒論

在當前全球經濟、社會與教育快速變化的背景下，究竟「上大學是否值得」、「大學學歷的報酬率如何」成為廣泛關注的問題。
對個人而言，投入大學教育不僅牽涉時間、學費與機會成本，更關乎未來十年甚至三十年的職涯發展與收入路徑。
對社會而言，大學教育也代表人力資本投入、國家競爭力、社會流動性與公平性的關鍵構面。

本文旨在從投資報酬率（Return on Investment, ROI）視角出發，探討大學教育在不同國家／地區的成本與回報現況，並分析影響報酬率的關鍵變數，最後提出針對臺灣及華人社會的啟示與政策建議。
具體而言，我們將聚焦美國和中國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美國透過 Strada Education Foundation 2025 年所發佈的報告，指出約 70% 的公立大學應屆畢業生可於 10 年內獲得正向回報。
在中國，則面臨學費快速上漲、家庭負擔沉重、畢業生起薪與學費增長脫節等困境。
透過比對與分析，我們希望為臺灣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及學生提供具體洞察及協助。

在此之前，有必要先釐清「大學教育投資報酬率」的概念：簡而言之，就是個人在完成大學教育後，其累積的額外收入（或機會獲益）是否超過其投入（學費、生活成本、機會成本）所產生的「淨收益」。若淨收益為正，代表投入具備回報；反之，則可能出現「虧損」或「低報酬」的情況。這種衡量方式雖然無法涵蓋所有教育益處（例如非量化的能力提升、公民素養、人際網絡、社會文化資本等），但在強調經濟效益、個人職涯投資與政策決策的語境下，頗具生涯規劃參考價值。

接下來，本文將分別從美國與中國兩大教育體系切入，探討其大學教育報酬率的最新研究與議題，再進一步抽絲剝繭提出影響報酬率的主要鍵，如專業選擇、地域／州份差異、學費級數與政府／政策支援等。
最後，將聚焦臺灣／華語社會背景，反思其適用性與改進方向，提出政策建議及意見評論。

二、美國大學教育投資報酬率現況與分析

在美國，高等教育一直被視為促進社會流動、提升人力資本與增進經濟機會的重要途徑。
但伴隨物價上漲學費飆升、學生貸款問題與就業市場變化，「上大學是否值得」也成為日益受質疑的議題。
以 Strada Education Foundation 所發佈的 2025 年《State Opportunity Index》為例，提供了近年來較為完整的「大學教育投入‧回報」量化分析。

2.1 核心發現
•根據報告，約 70% 的美國公立大學應屆畢業生可以在 10 年內實現正向回報。
•若以取得學士學位者為例，「實現正向報酬」的門檻在該報告中被設為年薪約 US$55,000。
•各州之間差異顯著：例如華盛頓 D.C. 的公立大學畢業生中，高達 82% 可以在 10 年內見到正向的報酬；但北達科他州僅為 53%。
•報告也指出，僅依靠「取得學位」並不足以保證成功，還需關注教育與就業間的連結、市場需求、實習／工作基礎學習（work-based learning）等因素。

2.2 深入分析：為何 ~70% 並非 ~100%？

這一數據雖然顯示多數學生從大學教育中獲益，但仍有三成左右無法於十年內取得正報酬，背後因素值得剖析。
•專業與就業市場匹配程度：報告顯示，學位的回報率與所學專業強烈相關。若所學專業與高薪職業需求脫勾，即便取得學位，回報也可能較低。
•學費與生活成本壓力：若學費高昂、貸款負擔沉重，而所謂早期就業薪資水準未達預期，那麼「投入 > 回報」的風險就變高。報告中提及若畢業生年薪低於 US$55,000 則難以在 10 年內回本。
•地理／州份因素：如上所述，不同州份因經濟結構、產業需求、薪資水平與教育-就業連結程度不同，導致回報率有落差。
•教育-就業銜接機制不足：報告強調五項鍵指標（Clear Outcomes、Quality Coaching、Affordability、Work-Based Learning、Employer Alignment）是提升教育投入回報的重要途徑。若缺乏這些支援，則教育報酬率可能下降。

2.3 管窺：專業選擇與回報率

雖然 Strada 報告並未在其公開摘要中逐一列出每一專業的回報率，但其他研究與報導提示：例如數學、商學等與市場需求高度相關的學科，其回報率較高；而某些人文、外語、純理論性碩士學位則可能回報較低。
針對此點，有如下觀察：
•當畢業後能進入「高薪／高需求」行業（例如資訊科技、工程、商業分析、金融）時，年薪較快突破回報門檻。
•相較之下，雖然心理學、外語、藝術、人文等學科在學術／社會價值上具備重要性，但若職場轉化機會不佳，或薪資增長有限，其經濟回報可能較弱。
•此也反映「學位 ≠ 保證高薪」的命題 — 關鍵在於「學位＋市場需求＋就業能力／實踐經驗」三者併行。

2.4 美式大學教育投資報酬率的制度提醒

從美國個案中，我們可得以下制度與機制啟示：
•強化教育-就業銜接：例如擴充實習、共學 (co-op)、校企合作、職業導向課程等，有助於畢業生迅速進入職場並提升薪資起點。
•提高資訊透明度：學生在入學／選專業階段若能獲得清楚的薪資預期、就業率、產業需求，能提升投入的成功機率。
•控制學費與減少貸款負擔：雖然公立大學投入回報率較高，但若學費過高、負債沉重，也會拉低淨報酬。
•關注地域與產業差異：教育政策應考慮州／地區經濟差異，尤其是中西部、農村、人口較少地區的就業機會可能較弱，其大學教育投資風險較高。

美國的研究顯示，大學教育從平均層次來看仍屬於一項值得的投資，但絕非「必然」或「保證」，專業選擇、地理場域、就業能力與制度支援皆為關鍵。

三、中國大學教育成本與報酬率挑戰

轉向中國大學教育體系，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正在經歷快速擴張、高學費上漲、就業市場飽和與供給側結構變遷的複雜景象。
以下從成本、報酬率與制度三面切入。

3.1 學費與成本上升
•中國超過 20 個省份於近年宣佈調升高校學費，部分專業學費上漲幅度「10%–54%」不等。
•據報導，某些私立或少數公立院校的學費已達每年 40,000 人民幣（約 US$5,600），家庭為支付大學學費及生活費可能耗費其年收入的一大部分。
•教育資金分配壓力加大：政府對高等教育投入成長速度未必跟上學生數量擴張，因此高校自籌學費的壓力增加。

3.2 報酬率與就業起薪脫節風險
•儘管中國大學教育普及率快速提升，然畢業生起薪水平、專業結構與勞動市場需求的不匹配，使得部分學生難以在短期內透過增加收入回本。
•一篇研究指出，中國高等教育學費／家庭收入比例雖然從絕對數字看仍低於美國，但考慮學費增速、家庭負擔與收入成長後，其投資回報率正在承受壓力。
•文章指出，高等教育擴張雖促成人力資本提升，但若缺乏對應的就業機會與薪資成長，教育擴張並不能自動轉化為經濟回報。

3.3 結構性與制度性挑戰
•專業供給與市場需求脫節：某些人文社科、外語、過剩專業畢業生數量大、就業難，令其回報率偏低。
•區域／院校差距大：一線城市和頂尖大學畢業生其起薪與職業發展機會顯著優於中西部、非重點院校畢業生。
•社會流動性的反作用：學費上漲與家庭投資負擔加重，可能限制低收入家庭子女享有高等教育機會，進一步削弱教育帶來的社會流動性。
•高等教育與就業技能銜接不足：實習、工作基礎學習、校企合作等機制尚未普遍深入，造成「學習－職場」鏈結薄弱。

3.4 中國式教育投資的報酬率反思

從中國的情況中，可觀察到如下幾點反思：
•教育投入越多並不必然產生高回報。若學費上漲但畢業生不易在市場獲得對等報酬，則投入價值下降。
•家庭負擔與風險轉移：當學費佔家庭可支配收入比重大增時，家庭風險也隨之上升。低收入家庭雖然願意投資大學教育，但回報不確定性亦更高。
•專業與技能靠攏市場需求變得尤為關鍵。比起「先進」或「熱門」的大學品牌，是否取得與未來勞動市場匹配的技能更為重要。
•教育公平與質量提升雙線並進。若擴大招生、但資源未同步提升、校企連結未完善，可能出現「學歷膨脹」而非「能力提升」的現象。

四、專業選擇、地域差異與報酬率的關鍵變項

從前兩節分析可見，大學教育的報酬率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受到多項變數影響。
以下綜合歸納三大類關鍵變項：專業（學科）選擇、地理／區域與院校差異、制度支援與就業銜接。

4.1 專業（學科）選擇
•當具備較強市場需求、薪資起點高、技術門檻高的專業（如應用數學、商業分析、資訊科技、工程）畢業生，其回報率一般較佳。
•相反地，若專業偏向學術性、人文社科或與市場連結較弱，其起薪可能偏低、晉升通道可能較窄。
•此點與美國報告所示「並非所有學位都能保證正報酬」一事相吻合。
•因此，學生在選擇專業時，應當兼顧「興趣／使命感」與「市場需求／可就職性」兩者，不宜單純從品牌或純粹愛好出發。

4.2 地理／區域與院校差異
•在美國，不同州份的回報率差距顯著（56%–82%） ，指出地理環境、產業結構與地方就業機會具有關鍵影響。
•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發達城市、重點高校畢業生其就業起點和薪資通常優於中西部、農村地區與普通民辦院校。
•院校品牌雖然重要，但若就業市場連結差、專業與區域匹配不良，其品牌效益也可能無法轉化為高報酬。
•因此，地理／院校選擇應與個人職業規劃、目標產業、區域經濟發展同步考量。

4.3 制度支援與就業銜接機制
•如前述，美國報告提出「五大鍵」：清晰結果 (Clear Outcomes)、高質量輔導 (Quality Coaching)、可負擔性 (Affordability)、工作基礎學習 (Work-Based Learning)、雇主連結 (Employer Alignment) 為提升報酬率的重要機制。
•若大學教育、政府、企業三方能協作，提供高質量實習、職場導向課程、就業績效追蹤、薪資資訊透明，則學生能較快進入高薪職場、減少學習–就業落差。
•學費與貸款制度的設計，也影響學生投入的風險程度。若負擔過重、回報不確定性高，則可能出現「學歷虧損」的情況。
•對教育系統而言，不僅要關注「入學率」和「畢業率」，更要關注「畢業後就業率」、「薪資起點」、「職業晉升通道」等真正反映報酬率的指標。

4.4 綜合作用模型：從投入到回報的鏈條

可將大學教育報酬率視為一條鏈條：
1.投入階段：包括學費、生活費、時間成本、機會成本。
2.教育階段質量：院校資源、專業設計、師資、實習機會、校企連結。
3.過渡階段：畢業前的就業準備、實習／共學、職涯規劃、輔導。
4.就業階段：起薪水平、產業匹配、職業晉升、薪資增長。
5.回報衡量：淨收入增長是否超過投入、回收期（如十年內）是否合理。

任何一環出現瓶頸，都可能削弱報酬率。例如即使某專業投入成本低、但就業起點薪資低、社會需求弱，回報仍可能不佳；亦或院校品牌高、但地區就業機會差、實習機制弱，其回報亦可能被拖累。

五、對臺灣／華人社會的啟示與反思

基於上述美國與中國兩大體系之分析，以下嘗試將其啟示轉化至臺灣／華人社會之情境，並提出反思。

5.1 啟示
•強化專業與產業需求匹配：臺灣正處於產業轉型、AI ＋ 綠色經濟、智慧製造升級階段，學生若能選擇與未來產業鏈、AI、永續發展緊密契合的學科，回報率機會較高。
•提升教育-職場銜接機制：大學應加強與企業合作、提供實習、採用「學用合一」模式、強化職涯規劃輔導，避免出現畢業即失業或低薪現象。
•資訊透明與學生自主選擇能力：學生在入學／選科階段應可取得清晰的畢業就業率、薪資起點、產業需求數據；家長亦應具備判斷能力，避免盲目為「熱門學校」或「高學歷」而失焦。
•控制投入成本、降低家庭風險：在學費、住宿、貸款等方面，政府與大學應設計合理制度，降低學生及家庭承擔過高風險，尤其對於低收入／邊緣家庭更為重要。
•關注區域與院校差距：臺灣內部地區、城鄉、學校品質、產業機會亦具差異，應避免以「上大一流學校」為唯一目標，而忽視畢業後就業通路與個人職涯發展。

5.2 反思與挑戰
•在臺灣及華語圈，雖然大學普及率已高，但「學歷膨脹」問題亦日益明顯，研究生、碩士、博士層出不窮，然而就業市場對高階學歷的「需求」可能未必同步提升，導致報酬率下降。
•若學生選擇專業或學校時，僅以「品牌 + 傳統熱門學科」為優先，而忽略未來產業趨勢、技能需求、個人興趣與職涯規劃，可能導致投入與回報脫節。
•教育資源與就業機會仍存在城鄉、院校、地區不平衡；若低收入家庭子女受限於資源，投入大學教育的風險可能更高，社會流動性反而受限。
•在華人社會由於高等教育供給快速擴張，若質量未同步提升、校企合作機制不健全，可能出現「學位取得率提升、但職場能力未提升」的隱憂。

5.3 臺灣特有思考維度
•臺灣既有高等教育普及，而且面臨少子化、大學招生人數縮減、校際競爭加劇等挑戰。如何在「招生」與「品質提升」、「就業導向」之間取得平衡，是一項重大課題。
•在臺灣，許多學生與家庭仍以「大學學歷」為進入社會的重要門檻，但其實更應關注「大學學歷＋就業能力＋持續學習能力」的三重能力構建。
•鑒於臺灣產業高度與全球鏈結、跨域融合 (如 AI ＋ 永續、創新創業、生技醫療、智慧服務)，大學與政府可思考如何推出課程與訓練，使學生具備「跨域能力」、「適應變化」與「終身學習」能力，以提升報酬率。
•在 CSR／ESG 教育、AI 教育、產學合作等方面，臺灣亦具優勢。學生若能在大學階段就參與企業合作、社會實踐、國際經驗，將有助於提升其長期報酬。

六、政策建議與實務行動

本節根據前文分析，提出針對政府、高校與學生三方面的政策建議與實務行動方案，期望提升大學教育整體的報酬率。

6.1 政府層面
1.強化數據透明與監測系統：建立「校系畢業生薪資起點／五年薪資追蹤表」、「就業率／就業質量指標」等公開平台，協助學生與家長做出資訊化選擇。
2.優化學費／貸款制度：如依收入還款的學生貸款機制、學費減免或獎助制度，減低家庭風險。特別對低收入家庭與偏鄉學生給予更多支持。
3.區域發展與產業對接策略：鼓勵高等教育機構與地方政府、產業鏈結，如設置地方產業學院、產學合作基地、實習體系，使學生畢業後可留在當地就業，提升地區報酬率。
4.增強職涯導向與技能培育：政府可支持高校建立職涯輔導中心、校企合作平台、實習補助機制，以提升學生「學到→用到」的轉化效率。
5.鼓勵大學專業調整與動態更新：引導大學根據市場需求變化、產業趨勢（如 AI, 綠能、生技、服務創新）調整課程與專業結構，避免專業辦學與就業需求脫節。

6.2 高校／大學層面
1.提升學科設計與教學質量：不僅追求入學率，更重視學生畢業後所具備的職場能力與適應能力，如重視跨域課程、實作訓練、團隊專案、企業實習。
2.加強校企合作與實習機制：與企業、機構建立長期合作，設立共學課程、職場研習、實習／見習機會，並將其納入學分或畢業條件。
3.提供職涯輔導與就業資源：輔導學生從大一就開始職涯規劃，提供職涯測評、產業趨勢講座、校友職涯分享、就業能力工作坊。
4.促進學生選專與專業配對透明化：在入學與專業選擇階段，提供歷年畢業生薪資、就業領域、產業職務分佈等資訊，協助學生做理性選擇。
5.提升學費與資源使用效率：大學應檢視自身辦學成本、教學資源分配、學生支援服務，確保資源投入能最大化轉化為學生能力與就業成果。

6.3 學生／家庭層面
1.增加職涯規劃意識：從高中晚期即開始思考：我將來想做什麼？市場哪些領域需求大？我具備哪些能力？學校和專業是否能支持我？
2.兼顧興趣與市場需求：選擇學校與專業時，除了「喜好」也要考慮「可就業性」與「薪資起點」，以降低投入風險。
3.積極參與實習、社團、專案經驗：提升自身「即戰力」，使履歷更具市場競爭力。實作經驗往往比高學歷更能在早期職場中發揮效益。
4.維持終身學習、技能更新能力：大學畢業只是起點，然後快速變化的產業環境要求持續學習與轉型能力。擁有學習能力即是一項重要資本。
5.審慎評估學費／負債風險：投入大學教育前，應審視家庭負擔、貸款條件、回報時間預期、備案方案（如轉職、創業、海外升學）等風險因素。

七、結論

「大學教育的投資報酬率」既是一個經濟計算問題，也是一個教育政策、社會公平與個人職涯發展的複合議題。
因此，本文透過美國與中國兩大體系的比較，得出如下主要結論：
1.在美國，多數（約 70%）公立大學畢業生可於十年內實現正向回報，這顯示大學學位仍具成效顯著的投資價值。
2.然而，「報酬率不是保證」：專業選擇、地理區域、就業市場、制度支援等因素都深刻影響結果。
3成畢業生在十年內仍可能無法回本。
3.在中國，雖然高等教育普及率提升，但學費上升快、起薪增長放緩、專業與就業配對差、地區差距大，使得教育投入的報酬率面臨新挑戰。
4.對於臺灣及華人社會而言，我們應從這些經驗中學習：重視專業與市場契合、提升教育-職場銜接、加強能力培育、控制投入風險。
5.最後，政策、學校與個人必須三方協力，才能提升整體大學教育的回報率，避免高學歷卻低報酬、社會資源浪費或家庭負擔加重的情況。

總而言之，「上大學」依然是一條值得考慮的投資道路，但它已經不是萬靈藥。成功的關鍵在於「正確的專業選擇」、「與就業市場的良好連結」、「足夠的能力／實踐訓練」、「合理的投入與風險控管」——三者缺一，投入可能變成負擔。面對未來產業、科技與社會變革加速的時代，大學教育必須從「知識取得」轉為「能力構建＋職涯準備＋終身學習」的整體生涯系統，才能真正提升報酬率、實現個人與社會的雙贏。

「教育報酬率的真義——從投資學歷到投資能力」

綜觀全球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上大學」仍是一項具長期價值的投資，但這項投資的報酬率已不再取決於「是否擁有學位」，而在於「學位是否能轉化為能力與競爭力」。
在AI、永續、數位轉型交錯的時代，知識的價值正在被重新定義：知識不再稀缺，能力才是資本。

未來的大學教育，若仍停留於課堂傳授與文憑輸出，將無法回應產業與社會的劇烈變化。
教育的核心價值必須從「學歷導向」轉為「能力導向」──讓學生在學習中培養解決問題、跨域思考、數據應用、溝通協作與持續學習的能力。唯有如此，學費與時間的投入，才能在未來職場中獲得乘數效益。

因此，大學教育的真正報酬，不只是金錢回本的速度，而是心智成長、專業實踐與社會貢獻的綜合回報。當教育能培育出具備創造力、責任感與韌性的行動者時，「教育投資」才會成為推動社會進步與個人幸福的最強引擎。

簡言之——
投資學歷，報酬有限；
投資學力，終身受益；
投資智力，造福人群。
這正是大學教育投資報酬率的終極價值所在。

教育界的園丁
陳銀欉 整理
2025-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