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台灣的海洋貿易史——從大航海時代到未來的海洋文明

前言

台灣位於東亞海路的十字路口，北連日本與琉球，西接中國東南沿海，南通菲律賓與東南亞，再向外延伸至印度洋與歐洲。這座島嶼從來不是邊陲，而是反覆成為東亞與世界海洋網絡中的重要節點。從史前南島語族的遠航，到大航海時代的轉口貿易，再到鄭氏「航海王」時代的海上王國，以及當代貨櫃與半導體供應鏈的全球樞紐，台灣的歷史始終與海洋緊密交織。以下從長時段重新梳理這段故事，並展望未來的海洋文明。

一、史前與早期南島海洋網絡

遠在文字記載之前，台灣已是活躍的海洋舞台。約四千年前起，南島語族從台灣出發，以邊架艇遠航至菲律賓、印尼群島，甚至遠至太平洋與印度洋，形成著名的「Out of Taiwan」遷徙浪潮。東海岸的軟玉（nephrite）被運往東南亞，澎湖與台灣海峽的玄武岩工具也跨海流通。原住民族不僅是島嶼居民，更是早期海洋貿易與技術傳播的參與者。後來歐洲人到來時，原住民獵鹿取得的鹿皮，正是日本盔甲與中國市場的熱門商品，成為十七世紀東亞貿易的重要一環。

二、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全球競爭的十字路口

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歐洲海權東來，東亞海域瞬間成為全球貿易與政治角力的前線。明朝海禁政策下，中日直接貿易受阻，台灣西海岸與澎湖反而成為走私、漁撈與中日商人交會的自由港。北港、大員（今台南安平）、雞籠、淡水等地，早已聚集中國漁商與日本商人。

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在被明軍逐出澎湖後，轉進大員，建立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台灣一躍成為VOC在東亞最重要的轉口基地之一。荷蘭人以台灣為樞紐，串連中國絲綢與瓷器、日本白銀與銅、東南亞香料，以及本地的糖、鹿皮、米。荷蘭人積極招募福建漢人移民開墾蔗田，並向原住民村落發放貿易執照，使鹿皮成為重要出口品。當時台灣商館的利潤一度僅次於日本，被稱為「東亞的阿姆斯特丹」。

同一時期，西班牙人也從馬尼拉北上，1626年占領雞籠與淡水，建立聖薩爾瓦多城與聖多明哥城，意圖切斷中日與馬尼拉的貿易路線。1642年荷蘭人北上擊敗西班牙，統一控制台灣主要港口。

這四十年的荷西時代，把台灣正式捲入全球海洋貿易體系——四百年前的台灣，早已站在國際競爭的十字路口。

《鄭氏海商與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關係》

鄭氏海商集團（以鄭芝龍、鄭成功為核心）與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關係，是17世紀東亞海域最典型的「競爭中合作、合作中對抗」動態互動。雙方既有共同利益（中日貿易、中國貨源），也有根本衝突（制海權、壟斷權），關係隨實力消長而不斷變化，最終以鄭成功1662年驅荷復台畫下句點。

1.早期合作階段（約1624–1630年代）

鄭芝龍崛起初期，與VOC有過密切合作：

* 擔任通譯與仲介：1624年，鄭芝龍經大海商李旦推薦，成為VOC在澎湖與台灣的通譯與談判代表。他協助荷蘭人與明朝官員交涉，促成荷蘭從澎湖撤往台灣大員（安平）。

* 私掠與分贓：鄭芝龍曾為VOC執行海上攔截任務，攻擊前往馬尼拉、澳門的中國商船，雙方按約定分配戰利品。

* 共同打擊對手：荷蘭人曾協助鄭芝龍擊敗競爭對手李魁奇，讓他恢復廈門勢力。1630年前後，雙方訂有貿易協定，鄭芝龍承認VOC在大員的通商權利，並承諾供應生絲、糖等貨物。

此時雙方互有需要：VOC需要中國貨源與本地代理人，鄭芝龍則借重荷蘭的火砲技術、航海知識與資金，壯大自身勢力。

2.競爭加劇與軍事衝突（1630年代）

隨著鄭芝龍接受明朝招撫（1628年後）並逐步統一中國海商勢力，雙方利益衝突迅速升高：

* 貨源壟斷：鄭芝龍以官方身份控制東南沿海，幾乎壟斷生絲、瓷器等出口，迫使VOC必須透過他才能取得中國商品。

* 料羅灣海戰（1633年）：這是雙方最重要的軍事對決。荷蘭台灣長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率艦隊聯合其他海盜勢力，突襲廈門一帶的鄭氏船隊，焚毀大量船隻。鄭芝龍隨後在金門料羅灣反擊，運用火船、小船近戰與水下攻擊，大敗荷蘭艦隊。此役後，荷蘭人被迫退出福建沿海，並一度向鄭芝龍繳納保護費（有記載每年約12萬法郎），才能保障商船安全。

* 對日貿易競爭：日本鎖國後，只允許中國與荷蘭船隻在長崎貿易。鄭芝龍開闢安平直航長崎的航線，大幅壓縮VOC的中日中介利潤。

此後雙方進入「時和時戰」狀態，簽訂過多次貿易協定（1628、1630、1640年左右），但協議極不穩定，因雙方目標根本不同——VOC追求「自由對華貿易」，鄭氏則追求「壟斷中國對外貿易」。

3.鄭成功時期的對抗與決裂（1646–1662）

鄭芝龍降清後，鄭成功繼承並擴大父業，與VOC的關係轉為全面競爭：

* 貿易禁運與施壓：鄭成功曾禁止中國商船與台灣荷蘭人交易，並競爭暹羅等地的鹿皮出口到日本的生意。荷蘭台灣當局多次派人求和，甚至承諾年貢銀兩、硫磺、箭矢等，換取鄭成功解除禁運。

* 攻台之役（1661–1662）：南京之役失敗後，鄭成功決定奪取台灣作為抗清基地。他以「台灣曾是父親舊地」為由出兵，率2萬5千大軍圍攻熱蘭遮城。荷蘭人曾引用早年與鄭芝龍的舊約，要求談判，但鄭成功不接受。經過9個月圍城，荷蘭總督揆一（Frederick Coyett）投降，VOC正式退出台灣。

攻台不只是軍事行動，也是商業戰略的一部分：奪取台灣可切斷VOC的中日中轉地位，並進一步挑戰其在東南亞的貿易壟斷。

4.整體關係特徵分析

時期 /主要關係模式 /關鍵事件 /結果

1624–1628 /合作、僱傭 /鄭芝龍任VOC通譯、私掠 /雙方互利，鄭氏崛起

1628–1633 /合作轉競爭 /多次貿易協定、料羅灣海戰 /鄭氏掌握制海權優勢

1633–1646 /時和時戰、利益交換 /令旗制度、對日貿易競爭 /VOC依賴鄭氏貨源

1646–1662 /全面對抗 /禁運、攻台之役 /鄭成功驅荷，占領台灣

核心本質：這是兩大「軍事—商業複合體」的對抗。VOC是歐洲特許公司的代表，有國家支持與股份資本；鄭氏則是東亞傳統海商武裝化的最高形態，依靠家族、鄉黨與令旗制度運作。雙方在貨源、航線、制海權上直接競爭，但因相互需要（中國商品 vs. 歐洲火器與資金），始終無法完全消滅對方，直到鄭成功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這段關係生動展現了大航海時代東亞海域的權力邏輯：沒有永恆的盟友，只有永恆的利益。鄭氏最終在台灣建立政權，某種程度上也是這場長達數十年海權與商權爭奪的結果。

三、「航海王」時代的故事：鄭氏海上王國

大航海時代最傳奇的篇章，屬於鄭芝龍與鄭成功父子。鄭芝龍原本是活躍於福建、日本與東南亞的海商，後來受明廷招撫，卻實際掌控東南沿海的貿易網絡與武裝船隊。他以「海餉」制度維持海上秩序，兼具商人、軍人與「海盜」多重身份，被視為當時東亞最有力的海上勢力之一。

其子鄭成功（國姓爺）在明清鼎革之際，堅持抗清。1661年率軍攻台，經過九個月圍城，迫使荷蘭人投降。鄭氏以台南為中心建立「東寧王國時代」，台灣成為其反清復明的基地，同時也是延續海上貿易的生命線。

鄭氏船隊繼續往來日本、東南亞，甚至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有過接觸。糖、鹿皮、絲綢等商品從台灣輸出，鄭氏政權靠貿易與海餉供養大軍。

有研究指出，鄭氏在某些年份的海上收益甚至超越VOC在亞洲的平均水準。

這短短二十餘年，被後人浪漫化為「航海王」時代—— 一個以貿易養戰、以戰護商的海上王國故事。

《鄭氏海商貿易國際網絡》

鄭氏海商集團（以鄭芝龍、鄭成功為核心）是17世紀東亞海域最強大的中國私人武裝貿易勢力。它從海商／「海盜」集團起步，逐步發展成集商業、軍事、行政於一體的海上政權，幾乎壟斷中日與東南亞之間的主要貿易路線，年收益在高峰期可與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東亞部分匹敵，甚至超越。

以下從組織、路線、商品、運作與規模等面向詳細說明：

1.組織結構：山五商與海五商

鄭氏建立了相當嚴密的內外分工體系，被稱為「山海五商」或「五商十行」：

* 山五商（陸上五商）：以「金、木、水、火、土」命名。總部主要設在杭州及其附近，負責在江南、華中等地採購出口商品（生絲、絲織品、瓷器、藥材等）。商行向鄭氏公衙預支資本，採購後交付海五商，再結算帳目。

* 海五商（海上五商）：以「仁、義、禮、智、信」命名。駐紮於廈門及周邊港澳，負責接收陸上貨物、組織船隊出洋銷售，返航後再與公衙結帳。

這套體系不僅是商業組織，也兼具情報收集與軍事後勤功能。商行領袖多從鄭氏核心成員中選派，形成「亦商亦兵」的複合結構。船隻出洋通常需領取鄭氏「令旗」（或稱牌照、牌餉），未掛令旗者難以在東南沿海安全航行。每船繳納的通行費約二三千兩白銀，成為集團重要固定收入。

2.主要貿易路線

鄭氏貿易以「直線貿易」為主、「三角貿易」為輔，覆蓋從日本到馬六甲以北的東亞海域：

1. 中國—日本直線貿易（最重要）主要港口：安海、廈門、漳州 → 長崎（平戶早期也重要）。鄭成功時期幾乎壟斷中日貿易，船隻數量常占當年中國赴日船的絕大多數（例如1650年約70艘中國船中，鄭氏相關船隻達59艘）。

2. 中國—東南亞直線貿易目的地包括呂宋（馬尼拉）、暹羅（泰國）、交趾／廣南（越南）、柬埔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等地。平均每年派出16–20艘船。

3. 三角貿易

* 中國 → 東南亞 → 日本 → 中國

* 中國 → 日本 → 東南亞 → 中國

4. 這種中轉模式讓鄭氏能靈活調度商品，提高利潤。台灣（尤其荷據時期與鄭氏時期）成為重要中繼站。

3.主要商品與利潤來源

出口（從中國／台灣輸出）：

* 生絲、絲織品（最核心，日本需求最大）

* 瓷器、砂糖、鹿皮、藥材、茶葉等

進口：

* 日本：白銀、銅、武器（盔甲、刀劍、火繩槍等）

* 東南亞：香料、蘇木、皮革、熱帶物產

鄭芝龍時期已掌控絲綢、瓷器與中南半島土產等貨源；鄭成功繼承後進一步強化。學者估算，1650–1662年鄭成功海外貿易（不含台灣與荷蘭直接交易）年平均利潤約232–267萬兩白銀。其中對日直線貿易約55萬兩，對東南亞約53–88萬兩，三角貿易再額外增加收益。這筆龐大收入是鄭氏維持十數萬大軍、對抗清朝的主要財政基礎。

4.運作特點與「海餉」制度

* 令旗／牌餉制度：幾乎所有中國商船若要在東南沿海安全航行，都需向鄭氏繳費掛旗。未掛旗者被攔截的風險極高。這使鄭氏實質上掌握了制海權與貿易秩序。

* 武裝保護與壟斷：船隊本身具備強大武裝，既保護自家貿易，也打擊競爭對手。1633年料羅灣海戰擊敗荷蘭艦隊後，鄭芝龍進一步鞏固優勢。

* 與各方關係：

* 對日本：因鄭成功母親為日本人，加上早期李旦人脈，關係相對友好，幕府允許其貿易。

* 對荷蘭VOC：既競爭又有過合作／妥協。鄭氏控制貨源後，VOC在對日絲銀貿易上常居劣勢。

* 對清朝：清廷海禁與遷界政策反而強化了鄭氏對海外貿易的壟斷。

5.歷史演變與影響

* 鄭芝龍時期（約1625–1646）：從繼承李旦、顏思齊勢力起步，統一多數中國海商集團，接受明朝招撫後以官方身份掃除對手，建立「海上帝國」雛形。

* 鄭成功時期（1646–1662）：繼承並擴大父業，以廈門、金門為基地，推行「通洋裕國」策略。1661年攻取台灣後，貿易網絡進一步延伸，台灣成為抗清與貿易的雙重基地。

* 鄭經時期：在台灣繼續經營，雖規模有所變化，但仍維持對日與東南亞的聯繫。

鄭氏海商網絡的興衰，深刻反映了17世紀東亞從傳統朝貢體系向早期全球化貿易轉型的過程。它證明民間武裝海商力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可以建立起足以挑戰歐洲特許公司的跨國商業—軍事複合體。其組織模式、令旗制度與三角貿易策略，至今仍是研究東亞海洋史與華商網絡的重要案例。

《鄭氏海商時代與西班牙的國際關係》

鄭氏海商集團（鄭芝龍、鄭成功、鄭經等）與西班牙的關係，主要圍繞菲律賓馬尼拉展開。西班牙自1571年在馬尼拉建立殖民政權後，透過「大帆船貿易」（Manila-Acapulco Galleon Trade）將美洲白銀運到亞洲，換取中國絲綢、瓷器等商品。

鄭氏作為17世紀最強大的中國海商武裝勢力，自然成為這條貿易線上的重要參與者與潛在威脅。雙方關係以貿易為主軸，政治上則從間接競爭走向直接對峙，最後以有限度的和平共處收場。

1、早期貿易往來（鄭芝龍時期）

* 鄭芝龍早年曾往來澳門、馬尼拉、日本等地，熟悉西班牙殖民地的商業環境。他的船隊經常把中國生絲、絲織品運往馬尼拉，再轉運美洲白銀或日本貨物。

* 鄭氏貨船在日本交易後，常會繼續載貨前往西班牙控制的馬尼拉銷售。

* 荷蘭人曾利用鄭芝龍攔截前往馬尼拉的中國商船（因為西班牙是荷蘭的死敵），顯示鄭氏早期與西班牙存在間接競爭。

* 整體而言，這階段雙方以商業利益為重，衝突不多，鄭氏主要把馬尼拉視為重要的白銀來源地。

2、鄭成功時期的高峰對峙（1662年）

這是雙方關係最緊張的階段：

* 1662年鄭成功驅離台灣荷蘭人後，立即把目光轉向菲律賓。他派遣曾在廈門傳教的義大利多明我會神父利勝（Victorio Riccio，又譯李科羅）攜帶招諭書前往馬尼拉。

* 招諭書內容強硬：要求西班牙總督向鄭氏政權稱臣納貢，否則將出兵征討。鄭成功把馬尼拉的華人（多數為閩南人）視為自己的「臣民」，並以保護他們為出兵理由之一。

* 西班牙當局極度恐慌。當時馬尼拉駐軍僅約600人，遠不及鄭成功擁有的數萬水師。西班牙人採取緊急措施：

* 從菲律賓南部撤回駐軍集中防衛馬尼拉

* 大量驅逐華人（決議只留約2,500名，不含教徒）

* 招募騎兵、加強城防

* 甚至考慮派軍船前往台灣偵察

* 驅逐華人的消息傳出後，1662年5月25日馬尼拉發生華人動亂，西班牙人 intervening 鎮壓，造成嚴重傷亡（這是馬尼拉歷史上多次華人屠殺事件之一）。

* 鄭成功於同年6月突然病逝，征菲計畫因而中止。利勝後來攜帶西班牙的回函返回。

3、鄭經時期的和平與持續張力（1663年以後）

* 鄭成功去世後，鄭經接手。1663年，鄭經方面（由鄭泰、洪旭等代表）再次透過利勝與馬尼拉交涉，雙方最終簽訂和平條約，恢復貿易，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鄭氏對馬尼拉華人的影響力。

* 西班牙史料顯示，鄭經曾有多次（約6次）征討菲律賓的意圖或謠傳（1671、1672、1673、1680年等），馬尼拉官方對1672年與1680年特別戒備，甚至特別部署軍備。

* 儘管如此，雙方實際上維持了相當程度的貿易往來。鄭經時期台灣出口的布匹等商品，在馬尼拉市場佔有重要地位。西班牙殖民政府一方面害怕鄭氏武力，另一方面又高度依賴華商維持大帆船貿易的運作。

四、關係特徵總結

時期 /主要模式 /關鍵事件 /結果

1.鄭芝龍時期 /商業往來為主 /絲銀貿易、間接競爭 /互利為主

2.鄭成功1662年 /軍事威脅、政治對峙 /利勝出使、要求納貢、華人動亂 /計畫因鄭成功去世中止

3.鄭經時期 /和平條約＋潛在威脅 /1663年簽約、多次征菲意圖 /貿易恢復，張力仍在

核心特點：

* 貿易依存：馬尼拉需要中國商品與華商網絡，鄭氏需要美洲白銀。

* 政治主張：鄭氏（尤其鄭成功）視海外華人為「臣民」，帶有某種治外法權或保護意識，這在當時亞洲政權中相當罕見。

* 實力不對稱：鄭氏水師遠強於馬尼拉駐軍，但鄭氏同時要對抗清朝，無法全力南征。

* 宗教中介：多明我會神父利勝在雙方交涉中扮演關鍵橋樑角色。

整體來看，鄭氏與西班牙的關係遠不如與荷蘭那樣長期激烈對抗，卻因1662年的招諭事件而留下深刻歷史印記。它展現了17世紀東亞海商勢力如何挑戰歐洲殖民政權，以及貿易與武力交織的複雜互動。

四、清代至日治：從對渡港口到現代化港灣

1683年清軍攻台後，台灣納入清帝國版圖。官方實行「正口」制度，以安平（鹿耳門）與廈門為主要對渡口岸，限制貿易規模。儘管如此，每年仍有數百艘戎克船往來兩岸，輸出米、糖、花生油、鹿皮等。

1860年代天津條約後，安平、淡水正式開港，打狗（高雄）與雞籠（基隆）成為附屬港。茶、糖、樟腦成為三大出口品，台灣重新接入世界貿易。蒸汽輪船逐漸取代帆船，傳統港口因淤積而沒落，基隆與高雄的天然深水優勢開始浮現。

1895年日本統治後，總督府大規模建設基隆港與高雄港。基隆作為連結日本本土的門戶優先開發，高雄則成為南部工業與「南進」基地。縱貫鐵路與港口連成一體，米、糖、香蕉、木材大量輸出。日治時期奠定了台灣現代化港灣的基礎。

五、戰後至今：全球貨櫃與供應鏈樞紐

戰後台灣走向出口導向工業化。高雄港發展成世界級貨櫃港與亞太轉運中心，基隆則服務北部。長榮、陽明等台灣航運公司崛起為全球重要業者。今日半導體、電子、機械與石化產品從台灣港口走向世界，台灣再度以海洋貿易立足全球供應鏈。

六、未來海洋文明的台灣

回望五百年海洋史，台灣從未真正離開海洋。

未來的海洋文明，將建立在這深厚的基礎上，並面對新的挑戰與機會：

* 藍色經濟：離岸風電、海洋能源、水產養殖、海洋生技與深海資源開發，將成為下一個成長引擎。

* 綠色航運與永續港口：因應氣候變遷與碳中和目標，港口將朝智慧化、低碳化轉型，綠色燃料補給與零碳航運成為關鍵。

* 海洋科技與國防：水下探測、海洋數據、無人載具與海洋監測技術，既服務經濟，也強化海洋意識與安全。

* 文化與教育：從原住民海洋智慧、大航海時代的全球視野，到鄭氏「航海王」的冒險精神，重新書寫海洋認同，培養下一代「知海、愛海、用海」的公民。

* 區域樞紐角色：在印太戰略與全球供應鏈重組中，台灣港口與航運業有機會成為更穩定、可信賴的區域節點。

台灣的歷史提醒我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就難以決定要往哪裡去。

大航海時代把台灣推向世界舞台，「航海王」時代展現了人民與商人在有限條件下的創造力，而未來的海洋文明，則需要我們以更長遠的視野，把這片海洋從「通道」轉化為「家園」，從「資源」轉化為「永續文明」的基礎。

台灣從來不只是陸地的延伸，更是海洋的子民。從史前遠航的南島祖先，到大航海時代的轉口商館，到今日的貨櫃巨輪與離岸風機，這條海洋之路仍在延續。

我們每一個台灣人，都在書寫下一頁的台灣通史—— 一座面向世界、也面向未來的海洋之島。

作者 陳銀欉（教育工作者）

2026-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