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臺灣籌設亞洲資產管理中心」—— 全球金融新秩序、文明治理與二十二世紀國家競爭力

作者：陳銀欉 先生

歷史回顧

亞洲金融與資產管理中心的歷史演進與臺灣的戰略定位

回顧亞洲金融與經濟體系的歷史發展，可以觀察到一條由海洋貿易驅動、逐步制度化與全球化的金融中心演進軌跡。

此一脈絡不僅反映亞太區域經濟重心的轉移，也揭示世界文明互動與制度創新的深層邏輯。

14–16世紀的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已具備早期金融市場的雛形，其商業信用、跨區域交易與貨幣流通，使其可視為亞洲最早的經濟與金融中心之一。

隨後，廈門在明清之際承接閩南海商傳統，發展為區域性的金融與貿易樞紐，構成亞洲第二階段的金融中心。

進入近代，上海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迅速崛起，依託租界制度、國際資本與現代金融體系，成為亞洲第三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金融中心。

其後，香港在戰後時期憑藉法治體系、自由港地位與國際資本流動優勢，確立亞洲第四個金融中心的地位。

新加坡則在20世紀後期，以國家治理能力與金融創新，發展為亞洲第五個金融中心，並在資產管理與跨國金融服務方面建立高度競爭力。

在此歷史序列之中，臺灣正邁向第六個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定位。然而，與過往金融中心以貿易或資本流通為主的模式不同，臺灣的發展更具結構轉型與文明升級的意義。

「亞洲資產管理中心」不僅是一項金融政策，更應被視為臺灣面向二十二世紀的國家戰略核心。其關鍵不在於單一金融產業的擴張，而在於整合科技創新、法治制度、人才培育與治理模式，形成一種以金融為載體的綜合競爭力。特別是在人工智慧、數位資產與區塊鏈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資產管理將不再只是財富配置工具，而是連結數據、信用與治理的核心機制。

在此意義上，臺灣若能建立具有透明性、可信度與創新能力的資產管理體系，將有機會從「亞洲金融節點」進一步轉型為「全球文明金融樞紐」。這種樞紐不僅承載資本流動，更承載制度價值與文明理念的輸出。

以潁川學3.0所強調的精神為指引，強調德性、度量、才能、識見、韌性，以及開放與包容的融合發展，臺灣可以在制度創新與文化底蘊之間取得平衡，形成具有長期穩定性的發展模式。

所謂「德量才識，靱塑容融」，不僅是人才標準，更可轉化為國家治理與金融體系設計的核心原則。

臺灣的亞洲資產管理中心不應僅追求市場規模或資本總量，而應致力於建立一種兼具效率、公正與文明價值的金融體系。

唯有如此，方能在全球秩序重組的過程中，為世界提供來自亞洲的制度智慧與發展範式。

二十一世紀全球金融體系正由傳統銀行金融逐步邁向資產管理金融（Asset Management Finance）。在人工智慧（AI）、金融科技（FinTech）、永續金融（ESG）、數位資產、家族辦公室（Family Office）與跨境財富管理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各國競相打造區域性資產管理中心，以提升國家金融競爭力與國際影響力。

臺灣擁有世界級半導體產業、高科技供應鏈、穩健金融體系、充沛民間資本及成熟法治環境，具備發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良好基礎。然而，市場規模、國際化程度、人才結構、租稅制度、法規整合及地緣政治風險，仍是未來必須突破的重要課題。

本文作者以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理論、比較法、公共治理、金融監理與潁川學文明治理理念為分析架構，探討臺灣發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之戰略定位、法律制度、人才政策及國際合作模式，並提出「文明資本（Civilization Capital）」、「智慧金融國（Smart Financial Nation）」及「世界文明金融治理（Civiliz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三項創新理論，期能提供臺灣未來金融改革與國家治理之參考。

關鍵詞：亞洲資產管理中心、金融科技、家族辦公室、AI金融、文明治理、潁川學、永續金融、金融法制。

第一章　世界金融文明的新轉折：從資本市場走向資產管理時代

二十世紀是銀行金融（Banking Era）的世紀，大型商業銀行透過存放款業務主導全球資本配置。

二十一世紀則是投資銀行（Investment Banking Era）與資本市場蓬勃發展的時代，併購、IPO、債券發行成為金融核心。

進入二十二世紀，全球金融正加速進入資產管理時代（Asset Management Era）。

真正掌握世界財富的，已不再是最大的銀行，而是管理資產規模（AUM）達到數兆美元的資產管理巨擘。

例如BlackRock管理資產逾十兆美元，Vanguard、Fidelity等機構亦然。它們透過指數化投資、風險管理、ESG配置與財富傳承服務，深刻影響全球資本流向與企業治理。

這一轉變的背後，是全球高淨值人士（HNWI）與機構投資人的快速成長、人口高齡化帶來的退休基金需求、AI與大數據對投資決策的革命，以及氣候變遷推動的永續投資浪潮。資產管理不再是單純的「理財」，而是涵蓋風險控管、跨世代傳承、社會責任與文明治理的綜合體系。

在亞洲，這一趨勢尤為明顯。隨著中國、印度、東南亞經濟崛起，亞洲私人財富預計在2030年前後超越歐美。誰能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誰就將在二十二世紀的金融版圖中佔據戰略高地，臺灣正處於這一歷史轉折點。

第二章　全球資產管理中心的競爭格局

當前全球主要資產管理中心包括香港、新加坡、瑞士、盧森堡、倫敦、紐約與杜拜。

各中心特色鮮明：

• 香港：依托中國市場，具備強大離岸人民幣業務與家族辦公室優勢，但地緣政治風險上升。

• 新加坡：以穩定法治、優惠稅制與高效監理著稱，是亞洲財富管理首選。

• 瑞士：中立地位、銀行保密傳統與私人銀行文化，使其長期領先全球財富管理。

• 盧森堡：歐洲基金中心，基金註冊與跨境服務能力突出。

臺灣的定位應是「科技驅動的智慧資產管理中心」。相較香港、新加坡，臺灣擁有更完整的科技產業鏈與民主法治優勢；相較瑞士，臺灣具備更年輕的數位人才與AI應用潛力。

透過差異化競爭，臺灣可打造「科技＋金融＋文明治理」的獨特模式。

第三章　臺灣發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優勢與限制

優勢（Strengths）：

• 全球科技供應鏈核心：半導體、AI、ICT產業創造大量高淨值財富。

• 高儲蓄率與民間資本：多年資金外流現象亟待轉化為國內投資動能。

• 成熟法治環境：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信託法等制度基礎穩固。

• 民主治理與人才紅利：工程師、FinTech人才密集。

• 地理與生活優勢：醫療品質高、生活環境佳，適合高資產人士長期居留。

限制（Weaknesses）：

• 市場規模相對有限，需強化國際資金流動性。

• 租稅競爭力仍有提升空間（遺產稅、所得稅、信託稅制）。

• 法規鬆綁與跨境服務仍待加速。

• 國際能見度與品牌認知度不足。

機會（Opportunities）：

• AI金融、數位資產、ESG投資的全球浪潮。

• 亞洲高齡化社會的退休與傳承需求。

• 地緣政治重組下的資金避險需求。

威脅（Threats）：

• 地緣政治緊張。

• 全球債務與利率循環風險。

• 香港、新加坡的激烈競爭。

第四章　法律制度與金融監理的再設計

健全法律環境是吸引國際資金的基石。

特別建議推動以下十項關鍵改革：

1. 金融監理一體化與跨境協調機制。

2. 家族辦公室與信託制度專法。

3. AI與數位資產監理框架。

4. 國際仲裁中心設立。

5. 租稅優化與透明度平衡。

6. 金融消費者保護強化。

7. 資料治理與隱私保護。

8. 反洗錢與合規國際接軌。

9. 綠色金融與ESG法規完善。

10. 數位身分與跨境服務便利化。

這些改革將大幅提升臺灣的制度競爭力。

第五章　AI時代的人才革命與培育戰略

人才是金融競爭的核心。臺灣需建立跨域人才體系：

• 金融＋AI

• 金融＋法律

• 金融＋ESG

• 金融＋家族治理

因此，建議設立「亞洲財富管理學院」、「AI金融研究院」、「國際家族辦公室研究中心」等機構，結合產官學合作，打造亞洲頂尖金融人才高地。

第六章　建立亞洲金融合作平台

臺灣應主動舉辦「亞洲資產管理論壇」、「亞洲家族辦公室高峰會」、「亞洲永續金融論壇」等，吸引全球機構參與，形成亞洲金融智庫網絡。

第七章　潁川學的創新觀點：文明資本理論

潁川學以「德、量、才、識、靱、塑、容、融」八字真言為框架，提出「文明資本」概念：一個國家的文化底蘊、法治精神、教育品質與制度韌性，是可累積、可投資的核心資產。

在此基礎上，倡議「文明金融治理」與「智慧金融國」理念，將資產管理中心提升為文明治理平台。

第八章　二十二世紀的新文明金融願景

二十二世紀的金融競爭，本質上是制度、人才與文明的競爭。臺灣若能成功打造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將從「科技島」邁向「智慧金融國」，在全球新秩序中佔據重要地位。

從「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到「世界文明金融樞紐」

亞洲資產管理中心，不僅是金融政策，更是臺灣二十二世紀的國家戰略。它連結科技、法治、人才與文明治理，將金融競爭力轉化為文明競爭力。

以潁川學精神為指引，臺灣必能在開放、包容、創新中，實現「德量才識靱塑容融」的理想，為世界貢獻亞洲智慧。

本文作者提出的「泉州第一、廈門第二、上海第三、香港第四、新加坡第五、臺灣第六」適合作為亞洲金融文明史的敘事框架，但不宜直接寫成經濟史上已有公認定論的「亞洲六大金融中心先後排名」。

尤其泉州真正的世界性高峰主要在宋元10至14世紀，而不是16世紀；UNESCO更將其定位為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

因此，本文作者原創作品把「六個亞洲金融中心」提升為更有學術彈性的概念：「亞洲海洋金融文明六次重心轉移」。這樣既保留原創思想，又避免歷史排名過度絕對化。

從泉州到臺灣亞洲金融文明六次重心轉移：

從亞洲資產管理中心走向世界文明金融樞紐

金融中心從來不只是金錢聚集之地。

一座城市之所以成為金融中心，真正聚集的其實是資本、信用、制度、人才、資訊、科技與國際信任。因此，金融中心的興衰，不只是經濟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部分。

如果把亞洲海洋經濟放在千年尺度觀察，可以發現金融與商業活動的重心，不斷隨著航路、帝國、港口、制度、科技與全球政治經濟秩序而轉移。

本文作者不主張泉州、廈門、上海、香港、新加坡與臺灣存在嚴格意義上的「第一至第六金融中心」學術排名，而是提出一個「亞洲金融文明六次重心轉移」的分析框架：

泉州代表海洋商貿文明；

廈門代表僑商網絡文明；

上海代表近代工商金融文明；

香港代表自由港國際金融文明；

新加坡代表國家治理型金融文明；

臺灣則有機會開創科技、資產管理與可信任治理結合的新金融文明。

從這個角度理解，臺灣推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就不能只是增加金融商品、吸引高資產客戶或擴大管理資產規模，而應進一步思考：

臺灣究竟希望成為另一個香港、另一個新加坡，還是創造一個世界從未出現過的新型金融中心？

本文作者主張，臺灣真正值得追求的，不只是「亞洲第六個金融中心」，而是：

從亞洲資產管理中心，走向世界文明金融樞紐。

一、金融中心的本質：不是錢，而是信用

回顧世界金融史，真正決定金融中心地位的，從來不只是資本總量。

資本可以移動，人才可以移動，企業總部可以移動，甚至金融交易本身在數位時代也可以瞬間跨越國境。

真正難以複製的是四種東西：

制度、信用、人才與文化。

因此，一座城市成為金融中心，需要的不只是銀行，而是一整套文明基礎設施。

它必須有可信任的法律制度、有可以預測的政策環境、有國際化人才、有自由流動的資訊、有成熟的市場，也必須讓世界各地的人相信：

資產放在這裡，是安全的；契約簽在這裡，是可信的；爭議發生在這裡，是可以得到公平處理的。

金融的最高境界因此不是「錢」，而是「信」，

而信用的最高層次，就是制度文明。

二、第一階段：泉州——海洋商貿文明的世界港口

若從亞洲海洋文明長史出發，泉州具有特殊地位，但年代必須重新校正。

泉州真正具有世界性海洋商貿中心地位的高峰，主要是在宋元時期，即約10至14世紀，而非16世紀。

鄭和下西洋是明代永樂至宣德年間的一場海上遠航活動，由明成祖派太監鄭和率領船隊七次出海。

這項壯舉主要包含的時間為1405年至1433年間，航行範圍涵蓋東南亞、印度洋至非洲東海岸，造訪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

航行背景與規模

• 時間與次數：自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共計七次。

• 出發與集結：從南京出發，在江蘇太倉劉家港集結，於福建長樂太平港開洋。

• 船隊規模：每次出航擁有兩百多艘船隻，隨行人員約2.7萬至2.8萬人。

航行路線與最遠距離

• 穿越南海與麻六甲海峽：由中國沿海南下，經東南亞抵達印度洋。

• 最遠到達地區：遠航至南亞、波斯灣、紅海及非洲東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馬利亞摩加迪休）等地。

歷史意義

• 外交與貿易：宣揚明朝國威，建立和平友好的邦交，並進行絲綢、瓷器等貨物交流。

• 世界航海史記錄：早於西方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是古代世界歷史上規模極宏大的海上探險。

• 泉州當時透過港口、航運、商品生產、海外貿易與多元族群交流，建立了一個跨越東亞、東南亞、印度洋乃至更遠區域的商業網絡。

它代表的還不是今日中央銀行、證券交易所、投資銀行意義下的「現代金融中心」，而是一種更早期的：

貿易—信用—貨幣—航運—商人網絡。

這是「亞洲金融文明」非常重要的原型，

泉州最大的歷史意義因此不是「亞洲第一家金融中心」，而是證明一件事情：

金融文明首先產生於交換，而大規模交換又首先產生於開放。

海洋把不同民族、宗教、語言與商品帶到同一座城市。

當陌生人開始交易，就需要信用；

當交易跨越海洋，就需要契約；

當交易規模擴大，就需要貨幣、匯兌、借貸與風險分攤。

所以從文明史來看：

港口是市場的母體，信用是金融的母體，而開放則是繁榮的母體。

三、第二階段：廈門——從港口金融走向僑商金融

如果泉州象徵宋元海洋商貿文明，那麼廈門及閩南沿海商業網絡，可以被理解為另一種金融文明的形成：

「僑商金融」

它的重要性不只是港口本身，而是背後龐大的跨海華人網絡。

福建、臺灣、南洋之間長期形成移民、貿易、匯款、家族、宗親與商業信用網絡。

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亞洲資本主義：

契約之外還有人情，銀行之外還有家族，企業之外還有宗族，法律之外還存在長期累積的商譽。

從現代公司治理觀點看，這些制度當然存在局限；然而從經濟史來看，它們確實降低了早期跨境交易中的資訊成本與信用成本。

因此，廈門所代表的第二次轉變，可以概括為：

港口→移民→僑商→匯兌→跨境資本網絡。

金融開始從「貨物跟著船走」，轉變為「資本跟著人走」。

四、第三階段：上海——亞洲現代金融制度的崛起

到了19世紀以後，金融文明發生根本變化。

上海的重要性，在於亞洲金融活動逐漸由傳統商業信用，進入現代銀行、保險、證券、公司與國際資本市場。

如果泉州的金融核心是「商路」，廈門是「商人網絡」，那麼上海真正帶來的是：

制度化金融市場。

銀行、證券交易、保險、工商企業、航運、國際貿易與外資開始高度集中。

上海因此象徵亞洲金融文明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重要轉折。

從此以後，一個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已經不能只有港口。

它還必須擁有：

資本市場、金融機構、商事法律、會計制度、公司制度、專業人才、資訊流通以及與世界金融市場接軌的能力。

金融中心開始從「城市市場」轉化為「制度市場」。

五、第四階段：香港——自由港與全球資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逐漸形成另一種亞洲金融模式。

它最重要的競爭優勢來自國際連結、資本市場、自由港傳統、普通法制度與專業服務體系。

因此香港代表的是：

制度可信度＋自由資本流動＋中國市場＋全球金融網絡。

這是一種高度國際化的金融中心模型。

香港的案例尤其提醒臺灣：

金融中心不是蓋幾棟金融大樓就會形成，

真正的金融中心是一個生態系統。

律師、會計師、銀行家、基金經理人、家族辦公室、投資銀行、保險、證券、仲裁、金融科技與國際人才必須彼此連結。

截至2025年底，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總值已達港幣42.2兆元，約5.4兆美元，較前一年增加20%，說明成熟資產管理中心所形成的規模與網絡效應極為龐大。

六、第五階段：新加坡——國家治理型金融中心

如果香港代表市場自然形成的國際金融樞紐，新加坡則展現另一條道路：

國家戰略型金融中心。

新加坡最值得臺灣研究的，不只是金融商品，而是治理能力。

政府、金融監理、稅制、教育、人才政策、城市治理、國際招商與金融科技政策之間形成高度協調。

換言之，新加坡不是單純「發展金融業」，而是把：

金融＋城市＋教育＋科技＋法律＋國際人才＋國家品牌

整合成同一個戰略。

這正是臺灣推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最值得借鏡之處。

七、第六階段：臺灣——我們究竟要建立什麼？

臺灣現在面對的問題，不是：

「能不能超越香港、新加坡？」

而應該首先問：

「臺灣究竟要建立什麼樣的金融中心？」

2025年7月，高雄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專區正式揭牌。金管會提出「二年有感、四年有變、六年有成」的政策節奏；當時已鬆綁28項金融法規，可承作高資產業務的銀行增加至18家，高雄專區亦已有銀行、投信投顧與保險機構獲准進駐試辦。

這說明臺灣已經由政策倡議進入制度實驗階段。

但是臺灣如果只是複製香港、新加坡，競爭將非常困難。

因為香港與新加坡已經擁有數十年累積形成的國際金融網絡。

臺灣真正應該做的是：

不要複製上一個金融中心，而要定義下一個金融中心。

八、臺灣真正的王牌：科技金融

臺灣與香港、新加坡最大的不同，在於臺灣擁有世界級科技產業。

半導體、AI、ICT、精密製造、電子產業與全球供應鏈，是臺灣非常特殊的實體經濟基礎。

因此，臺灣的亞洲資產管理中心不應只是 Wealth Management Center，更應發展成：

Technology × Capital × Asset Management × Governance

也就是：

科技資本管理中心。

未來AI產業需要巨額資本。

半導體需要資本。

能源轉型需要資本。

基礎建設需要資本。

生技醫療需要資本。

新創產業需要資本。

高齡社會需要退休資產管理。

企業家需要家族辦公室與傳承制度。

因此金融真正的使命，不是讓錢停在銀行帳戶，而是：

把臺灣的儲蓄轉化為投資，把投資轉化為產業，把產業轉化為創新，再把創新轉化為下一代的國家競爭力。

九、從「管理有錢人的錢」走向「管理國家的未來」

這是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最重要的觀念轉變。

資產管理如果只理解成高資產客戶服務，格局仍然太小。

真正的國家級資產管理戰略至少必須處理：

國民退休資產、保險資金、企業資產、家族財富、公共建設、產業轉型、創投與私募、永續金融，以及跨世代財富傳承。

換言之：

Asset Management的最高境界，其實是Future Management。

管理資產，就是管理未來。

十、AI將重新定義金融中心

21世紀後半葉，金融中心的概念還會再次改變。

過去金融中心需要地理集中。

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都依賴城市空間聚集大量金融人才。

AI時代之後，部分金融活動可能逐漸脫離地理中心。

AI投資顧問、智慧資產配置、即時風險管理、數位身分、資產代幣化與區塊鏈結算，都可能重新改寫金融服務模式。

未來真正的競爭可能不再只是：

哪裡的銀行最多？

而是：

哪一個司法管轄區最值得世界信任？

因此，AI越強大，法治反而越重要。

科技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卻不能自動產生信任。

演算法可以計算風險，卻不能代替正義。

區塊鏈可以記錄交易，卻不能決定社會價值。

這正是臺灣可以建立差異化競爭優勢之處。

十一、金融中心最後競爭的是法治

如果臺灣希望真正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法治建設的重要性甚至可能高於租稅優惠。

因為國際資本最害怕的往往不是稅率，而是：

不可預測。

政策是否穩定？

契約能否執行？

司法是否獨立？

監管是否透明？

跨境資產是否受到保障？

金融創新發生爭議時，有沒有快速而專業的解決機制？

因此臺灣下一階段應思考建立更完整的金融法治基礎設施，包括國際金融仲裁、家族信託制度、跨境資產管理規範、數位資產法律架構、金融科技監理、AI金融責任與投資人保護。

金融自由不能沒有監理。

金融創新不能沒有倫理。

資本效率不能凌駕公共利益。

這三者之間的平衡，正是文明金融的核心。

十二、「德量才識靱塑容融」的金融治理模型

若以潁川學的「德、量、才、識、靱、塑、容、融」重新理解金融治理，可以形成一套具有特色的八維架構。

德——金融倫理。

金融最終建立在誠信。沒有誠信，再精密的制度也可能崩潰。

量——國際格局。

資產管理不能只看臺灣市場，而必須理解亞洲與世界資本流動。

才——專業人才。

培養國際金融、法律、會計、AI、量化投資與資產管理人才。

識——戰略判斷。

金融不是追逐短期價格，而是辨識長期產業與文明趨勢。

靱——金融韌性。

面對金融危機、地緣政治、網路攻擊與市場劇烈波動，建立系統性風險承受能力。

塑——制度可塑性。

監管制度必須能因應AI、數位資產、資產代幣化與新金融商品快速調整。

容——國際包容。

吸引世界人才、資本、企業與不同文化進入臺灣。

融——跨域融合。

把金融與科技、法律、教育、產業、ESG及公共治理整合。

八字合而為一，就是：

以德建立信用，以量建立格局，以才建立專業，以識掌握未來；

以靱抵抗風險，以塑因應變局，以容連結世界，以融創造文明。

十三、從六座城市看見亞洲金融文明的六次轉型

如此重新理解，泉州、廈門、上海、香港、新加坡與臺灣，就不應只是「第一、第二、第三」的排名關係。

它們真正代表的是六種不同時代的金融文明。

泉州回答的是：

世界如何透過海洋開始交易？

廈門回答的是：

陌生世界如何透過僑商與信用建立跨境網絡？

上海回答的是：

商業如何進入現代銀行與資本市場？

香港回答的是：

中國市場如何與全球資本連結？

新加坡回答的是：

小型國家如何以治理能力建立世界級金融中心？

而臺灣必須回答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AI時代，一個民主、科技、法治與海洋型社會，能不能建立下一代的世界金融文明？

這才是「亞洲第六個資產管理中心」最值得探索的歷史意義。

十四、從「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到「世界文明金融樞紐」

因此，我們可以重新定義臺灣的國家戰略。

第一階段，是亞洲資產管理中心。

吸引資金、人才、金融機構與家族辦公室。

第二階段，是亞洲科技金融中心。

連結半導體、AI、FinTech、數位資產與資本市場。

第三階段，是亞洲可信任資本中心。

建立法治、透明、治理、資安與投資人保護的國際品牌。

第四階段，才可能走向：

「世界文明金融樞紐」

Global Hub for Civilizational Finance

它管理的不只是Money，而是Capital；

不只是Capital，而是Trust；

不只是Trust，而是Institution；

不只是Institution，而是Civilization。

結論

金融的終點不是財富，而是文明

回顧千年亞洲海洋經濟史，我們可以看見一條極具啟發性的文明軌跡：

泉州的船，帶來商品；

廈門的人，建立商網；

上海的市場，形成制度；

香港的自由，連接資本；

新加坡的治理，整合世界；

臺灣的使命，則可能是把科技、資本、民主、法治與文明重新連結。

所以，臺灣推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不應只問：

「可以管理多少兆元資產？」

更應該問：

「我們希望這些資本把臺灣帶向哪裡？」

真正偉大的金融中心，不只是替富人保存財富，而是替社會配置文明未來。

不只是追求資本報酬率，更要提高整個社會的世界文明報酬率。

臺灣若能把半導體的科技實力、民主制度的開放性、法治社會的可信度、民間資本的活力以及海洋社會的包容精神結合起來，就不必成為第二個香港，也不必成為第二個新加坡。

臺灣應該成為第一個臺灣，

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只是起點。

教育界的園丁

陳銀欉 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