潁川學探索「依老賣老」的哲學與思維模式——從封建專制到人性平等的文化重構（上）
作者 陳銀欉 先生
引言
一句成語的文化底蘊與深淵
「依老賣老」，或作「倚老賣老」，這個看似尋常的成語，實則承載著中華文明數千年來關於年齡、權威、尊卑、階級的複雜文化密碼。
從教育部《成語典》的定義來看，其意為「自以為年紀大，閱歷豐富，而看不起別人」，語出元·無名氏《謝金吾》第一折。
然而，當我們將這個詞置於更宏闊的文化脈絡中，特別是置於潁川學派的哲學視野下重新審視時，它便不再僅僅是一個貶義的成語，而成為了一把打開中華文化深層結構的鑰匙。
本文旨在透過「依老賣老」這一語言現象，深入探索中華文化的深厚程度與藝術內涵，剖析其歷史意義與真實存在價值，同時揭示其作為封建和專制統治階級矛盾衝突根源的本質。更重要的是，我們將在平等地位與人性的觀點下，重新思考這一文化現象的現代意義，為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提供哲學基礎。
第一章 「老」字的文化譜系：十種身分的哲學解讀
1.1 老師：尊師重道的雙重性
在中華文化傳統中，「老師」一詞承載著極其崇高的地位。《論語》開篇即言「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以「學」字作為整部《論語》的領起，意味深遠。 《學記》云：「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尊師、敬學對於傳道、治國、平天下皆至關重要。
然而，尊師重道的傳統在歷史演變中逐漸產生了雙重性。一方面，它確實促進了知識的傳承與文化的延續；另一方面，當「師」的地位被絕對化、神聖化之後，便可能演變為一種知識壟斷與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封建專制體制下，「師」往往與「君」、「父」並列，成為三綱五常體系中的重要環節，其權威性被用來維護既有的社會秩序與權力結構。
從平等與人性的觀點重新審視「老師」這一身分，我們應當回歸到孔子原本的双向倫理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同樣地，師使弟子以道，弟子事師以敬——這是一種基於相互尊重與共同追求真理的關係，而非單向的服從與崇拜。
1.2 老婆：婚姻制度中的性別政治
「老婆」一詞，表面上是對妻子的親暱稱呼，實則折射出中華傳統婚姻制度中的性別政治。儒家婚嫁觀影響了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多年，其重人倫、重道德、重禮儀的特點對培養婚姻中的道德觀念起了積極作用。
然而，其「廣繼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尊女卑」「夫為妻綱」「寡婦不嫁」等宗法觀念、家長意志、等級禮儀和封建綱常等思想，嚴重限制和妨礙了婚姻自主、戀愛自由，特別是壓抑了女性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
「夫為妻綱」作為三綱之一，將丈夫支配妻子的關係正當化，結合「男尊女卑」「從一而終」等觀念，成為壓迫女性的理論工具。
宋代以後，這一觀念更與纏足、貞節牌坊等實踐相結合，成為封建壓迫的具體體現。
從平等與人性的觀點重新思考婚姻制度，我們必須徹底揚棄「夫為妻綱」的單向服從邏輯，建立基於平等、尊重、互助的伴侶關係。婚姻不應是性別壓迫的場所，而應是兩個獨立人格共同成長、相互成就的生命共同體。
1.3 老闆：職場倫理的階級
「老闆」一詞在現代華語社會中廣泛使用，指稱雇主或上級。然而，這一稱謂背後隱藏著深刻的階級意識與主僕關係的歷史意義，在傳統中國社會中，雇主與雇員的關係往往被類比為「主僕」或「父子」關係，強調下位者對上位者的絕對服從與忠誠。
這種職場倫理的階級地位在當代社會依然有著深遠影響。許多企業文化強調「忠誠」「感恩」「服從」，將員工置於被動、依附的地位，壓抑其主體性與創造力。
這種思維模式本質上是封建專制體制在現代職場的延續，阻礙了現代企業治理與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
從平等與人性的觀點重新構建職場倫理，我們應當建立基於契約精神、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勞資關係。雇主與員工是平等的契約主體，各自享有權利並承擔義務，而非主僕式的依附關係。
1.4 老公：夫妻身分的權力結構
「老公」作為對丈夫的稱呼，與「老婆」相對，同樣折射出傳統夫妻關係中的權力結構。在「夫為妻綱」的框架下，丈夫處於支配地位，妻子處於順從地位，這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被正當化為「天經地義」。
然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種單向服從的夫妻關係並非儒家原初的理想。孔子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双向義務關係，同樣地，夫妻之間也應是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夥伴關係。 《中庸》甚至將「夫婦」一倫提到重要地位：「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從平等與人性的觀點重新思考夫妻身分，我們必須徹底揚棄「夫為妻綱」的階級邏輯，建立基於平等、尊重、互助的伴侶關係。夫妻應是生命旅程中的同行者，而非支配與被支配的階級關係。
1.5 老子：道家始祖的自然哲學
「老子」作為道家始祖，其思想與上述九種「老」的身分有著本質的區別。老子哲學的核心是「道」與「自然」，強調萬物平等、順應自然、無為而治。
《道德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這句話揭示了道家的世界觀——人與自然本來就是一體，違背自然就等於違背「道」本身。
老子更強調「無為無不為」的生活態度：「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莊子的《齊物論》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概念，認為萬物本質是平等的，人不應該強加自己的意志在自然和社會之上。 這種思想與儒家三綱五常所強調的尊卑等級形成了鮮明對比。
從老子哲學的視角重新審視「依老賣老」的現象，我們會發現：真正的「老」不是年齡的累積，而是對「道」的體悟；真正的智慧不是倚仗資歷壓制他人，而是順應自然、尊重萬物的本性。
1.6 老夫：自我認同的年齡焦慮
「老夫」是古代男子對自己的謙稱，常用於年長者。這一稱謂背後隱藏著複雜的年齡焦慮與自我認同問題。在中華文化傳統中，年齡往往與智慧、權威、地位掛鉤，「老」被賦予了正面的價值意涵。
然而，這種將年齡與智慧簡單掛鉤的思維模式，在現代社會面臨著嚴峻挑戰。一方面，隨著知識更新速度的加快，年長者的經驗可能不再具有優勢；另一方面，將年齡作為權威的基礎，本質上是一種反智的思維模式，阻礙了基於理性與證據的對話與交流。
從平等與人性的觀點重新思考「老夫」這一自我認同，我們應當超越年齡的執著，回歸到對真理的共同追求。無論長幼，每個人都應基於其理性能力與道德實踐獲得尊重，而非基於其年齡或資歷。
1.7 老天：敬天祈禱的超越維度
「老天」一詞承載著中華文化中對超越性存在的敬畏與祈禱。傳統中國人相信「天」具有意志，能夠賞善罰惡，因此有「敬天」「祈天」「畏天」等宗教實踐。
然而，這種「天」的觀念在歷史演變中逐漸被政治化，成為維護君主專制的神學基礎。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說，將「天」與「君」連結起來，為君主專制提供了神聖性論證。
從此，「敬天」往往演變為「忠君」，宗教實踐被納入政治控制的軌道。
從平等與人性的觀點重新思考「老天」這一超越維度，我們應當回歸到對自然法則與宇宙秩序的敬畏，而非對人格化神靈的盲目崇拜。真正的宗教精神應當促進人的自由與尊嚴，而非成為壓迫與控制的工具。
1.8 老大：領導地位的合法性危機
「老大」一詞在現代華語社會中常用於指稱領導者或團體中的首領。這一稱謂背後隱藏著領導地位的合法性問題：領導者的權威來自何處？是來自年齡、資歷、能力，還是來自被領導者的同意與授權？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領導地位的合法性往往來自於血統、年齡、資歷等先賦性因素，而非基於能力與績效。
這種思維模式在當代社會依然有著深遠影響，許多組織在選拔領導者時依然過度重視年齡與資歷，忽視能力與績效。
從平等與人性的觀點重新思考領導地位的合法性，我們應當建立基於民主授權、能力績效、責任擔當的領導倫理。領導者的權威應當來自被領導者的同意與授權，而非來自年齡、資歷或血統。
1.9 老賊：貶低他人的語言暴力
「老賊」是一個明顯帶有貶義的稱謂，常用於貶低、侮辱他人。這一詞彙的使用反映了語言暴力在社會互動中的普遍存在，也揭示了中華文化中「以老為尊」思維模式的反面：當「老」被賦予正面價值時，「不老」或「違反老的規範」便可能被貶低為「賊」「逆」「不肖」。
這種語言暴力的背後，是深層的階級意識與排斥機制。通過將他人標籤為「賊」「逆」「不肖」，說話者將自己置於道德優越的地位，同時將對方排除在正當的社會成員之外。這種思維模式在歷史上曾被用來正當化政治迫害、思想控制與社會排斥。
從平等與人性的觀點重新思考語言使用，我們應當建立基於尊重、包容、理解的對話倫理。即使在意見分歧或價值衝突的情況下，也應當避免使用貶低、侮辱性的語言，而是通過理性對話尋求共識或至少是相互理解。
1.10 老爺：尊貴地位的階級神話
「老爺」是傳統中國社會中對有地位、有財富的男性的尊稱，常用於僕人對主人、下級對上級的稱呼。這一稱謂背後隱藏著深刻的階級意識與主僕關係的歷史遺毒。
在封建專制體制下，「老爺」不僅是一個稱謂，更是一種社會身分的標誌，代表著特權、豁免與支配權。這種階級神話通過語言、禮儀、制度等多種方式被不斷再生產，成為維護既有社會秩序的重要工具。
從平等與人性的觀點重新思考「老爺」這一稱謂，我們必須徹底揚棄階級制度與特權思想，建立基於平等、尊重、互助的人際關係。每個人，無論其社會地位、財富多寡，都應享有同等的尊嚴與權利。
第二章 中華文化的深厚程度與藝術內涵
2.1 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
語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之一，一個民族的語言結構、詞彙系統、語法特徵都深刻地反映了其世界觀、價值觀與思維模式。
中華文化之所以深厚，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其語言的豐富性、精微性與多義性上。
以「老」字為例，它在中華文化中不僅僅是一個表示年齡的詞彙，更是一個承載著複雜文化意涵的符號系統。
從「老師」到「老爺」，從「老子」到「老賊」，每一個詞彙都指向不同的社會關係、價值判斷與情感態度。這種語言的豐富性反映了中華文化對人際關係、社會秩序、道德價值的細緻思考與複雜建構。
然而，語言的豐富性也可能成為思想控制的工具。當統治階級通過壟斷語言的解釋權，將特定的價值觀與世界觀自然化、常識化時，語言便成為意識形態控制的工具。 例如，「三綱五常」通過將特定的社會關係（君臣、父子、夫婦）定義為「天經地義」的倫理規範，成功地將階級壓迫正當化為道德義務。
2.2 藝術作為文化的表達
中華文化的藝術內涵同樣深厚，從書法、繪畫、音樂、戲曲到建築、園林、工藝，每一種藝術形式都承載著獨特的文化密碼與審美理想。 然而，傳統藝術在表達文化深度的同時，也常常成為維護既有社會秩序的工具。
以戲曲為例，元雜劇《謝金吾》中「倚老賣老」的表述，既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年齡與權威的複雜態度，也折射出戲曲作為大眾文化載體在傳播價值觀方面的作用。
許多傳統戲曲通過歌頌忠臣孝子、貶斥奸臣逆子，成功地將儒家倫理規範內化為觀眾的道德直覺。
從平等與人性的觀點重新審視傳統藝術，我們應當在欣賞其審美價值的同時，保持批判性的反思距離。我們需要問：這些藝術作品在表達什麼樣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是否促進人的自由與尊嚴？是否存在被壓抑、被邊緣化的聲音與視角？
2.3 哲學作為文化的反思
中華文化的哲學傳統同樣深厚，從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到道家的道法自然，到佛家的緣起性空，每一種哲學傳統都提供了獨特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然而，哲學在表達文化深度的同時，也可能成為維護既有社會秩序的工具。
儒家哲學在歷史演變中逐漸從孔子的双向倫理觀蛻變為單向服從的「三綱」體系，成為維護君主專制與父權制度的意識形態工具。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家思想定為官方意識形態，成功地將哲學思考納入政治控制的軌道。
從平等與人性的觀點重新思考哲學傳統，我們應當回歸到哲學的批判性與反思性本質。哲學不應成為維護既有秩序的意識形態工具，而應成為促進人的自由與尊嚴、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想資源。
第三章 歷史意義與真實存在價值
3.1 封建專制的意識形態基礎
中華文化傳統中的許多核心概念與價值觀，在歷史演變中逐漸成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意識形態基礎。 「三綱五常」體系通過將特定的社會關係（君臣、父子、夫婦）定義為「天經地義」的倫理規範，成功地將階級壓迫正當化為道德義務。
「君為臣綱」將君主對臣民的支配關係正當化，成為維護君主專制的理論工具。 「父為子綱」將父親對子女的支配關係正當化，成為維護父權制度的理論工具。 「夫為妻綱」將丈夫對妻子的支配關係正當化，成為維護男權制度的理論工具。
這種意識形態的成功之處在於，它不僅通過法律、制度等強制性手段維護統治秩序，更通過教育、禮儀、語言等文化手段將統治秩序內化為被統治者的道德直覺與自我認同。 當被統治者自願接受並內化這些價值觀時，統治的成本便大大降低，統治的合法性也大大增強。
3.2 階級矛盾的根源
然而，這種意識形態的統治並非沒有矛盾與衝突。相反，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的統治本身，成為封建專制社會階級矛盾的根源。
首先，意識形態的統治必然伴隨著思想控制與言論壓制。當統治階級壟斷了真理的解釋權，將特定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定義為唯一正統時，任何異端思想與批判聲音都將被視為「大逆不道」而遭到打壓。
這種思想控制不僅壓抑了知識分子的創造力與批判精神，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其次，意識形態的統治必然伴隨著資源的不平等分配與權力的壟斷。當統治階級通過「天命」「血統」「資歷」等話語將自己的特權地位正當化時，被統治者便被剝奪了爭取平等權利與機會的正當性。
這種資源與權力的不平等分配，必然引發被統治者的不滿與反抗。
第三，意識形態的統治必然伴隨著人性的扭曲與異化。當人被要求為了維護既有的社會秩序而壓抑自己的真實需求、情感與慾望時，人便發生了異化。 這種人性的扭曲與異化，不僅導致個體的心理痛苦與精神危機，也導致社會的道德淪喪與價值虛無。
3.3 真實存在價值的再發現
儘管中華文化傳統在歷史演變中成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意識形態工具，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真實的存在價值。相反，如果我們能夠透過意識形態的迷霧，回歸到文化傳統的源頭，我們依然能夠發現許多具有普遍意義與永恆價值的智慧。
儒家傳統的真實存在價值在於其對人倫關係的細緻思考與對道德修養的重視。
孔子的「仁」學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黄金法則，提供了普世的道德基礎。
孟子的「性善論」與「民本思想」，為民主與人權提供了本土的思想資源。
道家傳統的真實存在價值在於其對自然法則的尊重與對個體自由的追求。
老子的「道法自然」強調順應自然、無為而治，提供了批判人為干預與權力濫用的哲學基礎。
莊子的「齊物論」強調萬物平等、破除執著，提供了超越二元對立、追求精神自由的智慧。
從平等與人性的觀點重新發現中華文化的真實存在價值，我們需要在批判其意識形態功能的同時，挖掘其具有普遍意義與永恆價值的智慧資源，為當代社會的道德重建與文化創新提供思想基礎。
第四章 封建和專制統治階級矛盾衝突的根源
4.1 三綱五常的意識形態機制
「三綱五常」作為中華文化傳統的核心倫理規範體系，深刻影響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與道德觀念兩千餘年。 然而，這一體系在歷史演變中逐漸成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意識形態工具，成為階級矛盾與衝突的根源。
「三綱」的本質是控制、是單向服從。 「君為臣綱」要求臣民對君主絕對服從，「父為子綱」要求子女對父母絕對服從，「夫為妻綱」要求妻子對丈夫絕對服從。 這種單向服從的倫理規範，剝奪了臣、子、婦起碼的人權，將他們置於被支配、被壓迫的地位。
統治階級在推行「三綱」的過程中，提倡愚忠愚孝愚節，「皇上聖明，臣罪當誅」「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女子從一而終」，進一步強化了單向服從的意識形態。 這種意識形態的成功之處在於，它將階級壓迫正當化為道德義務，將被統治者的反抗定義為「大逆不道」，從而大大降低了統治的成本，增強了統治的合法性。
4.2 尊卑等級的社會結構
「三綱五常」體系的核心是尊卑等級的社會結構。 在這一結構中，君、父、夫處於尊位，臣、子、妻處於卑位，尊卑關係不可改變，卑者必須服從尊者。
這種尊卑等級的社會結構，通過法律、制度、禮儀、語言等多種方式被不斷再生產，成為維護既有社會秩序的重要工具。
然而，這種尊卑等級的社會結構本質上是不穩定的，必然引發階級矛盾與衝突。
首先，尊卑等級的社會結構必然伴隨著資源的不平等分配與權力的壟斷，被統治者被剝奪了爭取平等權利與機會的正當性，必然引發不滿與反抗。
其次，尊卑等級的社會結構必然伴隨著思想控制與言論壓制，任何異端思想與批判聲音都將被視為「大逆不道」而遭到打壓，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第三，尊卑等級的社會結構必然伴隨著人性的扭曲與異化，人被要求為了維護既有的社會秩序而壓抑自己的真實需求、情感與慾望，導致個體的心理痛苦與精神危機，也導致社會的道德淪喪與價值虛無。
4.3 矛盾衝突的歷史表現
中華文化傳統中封建專制統治階級矛盾衝突的根源，在歷史上有著豐富的表現。
從秦末的陳勝吳廣起義，到漢末的黃巾起義，從唐末的黃巢起義，到明末的李自成起義，從清末的太平天國運動，到辛亥革命，每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動盪與政權更迭，本質上都是被統治者對既有尊卑等級秩序的反抗。
在思想層面，從魏晉玄學對儒家禮教的批判，到唐宋佛教對儒家倫理的挑戰，從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到晚清民初的新文化運動，每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本質上都是對既有意識形態的反思與突破。
譚嗣同在《仁學》中，批判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封建理念，認為封建綱常名教並不能反映人民的正常關係，而是一種不平等的宗法等級制度，對社會的危害是巨大的。
魯迅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更是將「三綱五常」批判為「吃人的禮教」，呼籲徹底揚棄封建專制的意識形態基礎。
4.4 矛盾衝突的當代延續
儘管封建專制制度在形式上已經被推翻，但其意識形態基礎在當代社會依然有著深遠的影響。 在許多華人社會中，「尊卑有序」「長幼有別」「男尊女卑」等觀念依然根深蒂固，影響著人際關係、家庭結構、職場倫理、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
在家庭層面，「孝道」被絕對化，子女的獨立人格與自主選擇往往被忽視甚至壓制。
在職場層面，「忠誠」「服從」被過度強調，員工的主體性與創造力被壓抑。
在政治層面，「權威」「秩序」被優先考慮，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被邊緣化。
這種意識形態的延續，本質上是封建專制統治階級矛盾衝突在當代社會的延續。 只要尊卑等級的社會結構依然存在，只要單向服從的倫理規範依然主導著人際關係，階級矛盾與衝突就不可避免。
第五章 平等地位與人性觀點的重新思考
5.1 平等作為普世價值
平等是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普世人權的基礎。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開宗明義：「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這一原則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也是當代社會道德重建與制度設計的基礎。
從平等觀點重新思考中華文化傳統，我們必須徹底揚棄「三綱五常」體系中的尊卑等級邏輯，建立基於平等、尊重、互助的人際關係。 君臣、父子、夫婦等關係，不應是支配與被支配的階級關係，而應是平等主體之間的契約關係或夥伴關係。
在家庭層面，父母與子女應是平等的家庭成員，各自享有權利並承擔義務，而非單向的服從與支配關係。
在職場層面，雇主與員工應是平等的契約主體，基於契約精神、相互尊重、共同發展建立勞資關係，而非主僕式的依附關係。
在政治層面，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應是平等的公民，基於民主授權、能力績效、責任擔當建立政治關係，而非君臣式的支配關係。
5.2 人性平等對待作為道德基礎
人性是道德的基礎，也是評價社會制度與文化傳統的終極標準。
一個好的社會制度與文化傳統，應當促進人的自由與尊嚴，滿足人的真實需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反之，一個壞的社會制度與文化傳統，則會壓抑人的自由與尊嚴，扭曲人的真實需求，阻礙人的全面發展。
從人性觀點重新思考中華文化傳統，我們必須徹底揚棄那些壓抑人性、扭曲人性的意識形態與制度安排，建立基於尊重人性、滿足人性、發展人性的文化傳統與社會制度。
儒家傳統的「仁」學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黄金法則，提供了普世的道德基礎。 孟子的「性善論」與「民本思想」，為民主與人權提供了本土的思想資源。
道家傳統的「道法自然」強調順應自然、無為而治，提供了批判人為干預與權力濫用的哲學基礎。
莊子的「齊物論」強調萬物平等、破除執著，提供了超越二元對立、追求精神自由的智慧。
這些思想資源，如果能夠從意識形態的迷霧中解放出來，回歸到其促進人的自由與尊嚴的本質，將為當代社會的道德重建與文化創新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礎。
5.3 「依老賣老」的重新詮釋
從平等地位與人性觀點重新思考「依老賣老」的現象，我們可以獲得全新的理解。
首先，我們必須徹底揚棄將年齡與智慧、權威簡單掛鉤的思維模式。
年齡不等於智慧，資歷不等於權威。一個人的價值與尊嚴，應當基於其理性能力、道德實踐、創造貢獻，而非基於其年齡或資歷。
其次，我們應當建立基於相互尊重、平等對話的代際關係。
年長者與年輕者應是平等的對話主體，各自貢獻其獨特的經驗與視角，共同追求真理與智慧。年長者的經驗值得尊重，但不應成為壓制年輕者的工具；年輕者的創新值得鼓勵，但不應成為輕視年長者的理由。
第三，我們應當回歸到老子哲學的「道法自然」與莊子的「齊物論」，超越年齡的執著，回歸到對真理的共同追求。
真正的智慧不是倚仗資歷壓制他人，而是順應自然、尊重萬物的本性；真正的權威不是來自年齡或資歷，而是來自對真理的體悟與實踐。
5.4 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從平等地位與人性觀點重新思考中華文化傳統，我們的目标不是全盤否定或全盤接受，而是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創造性轉化意味著，我們需要在批判中華文化傳統中那些壓抑人性、維護專制的意識形態與制度安排的同時，挖掘其具有普遍意義與永恆價值的智慧資源，為當代社會的道德重建與文化創新提供思想基礎。
例如，儒家的「仁」學、孟子的「民本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莊子的「齊物論」等，都可以從意識形態的迷霧中解放出來，轉化為促進人的自由與尊嚴、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想資源。
創新性發展意味著，我們需要在繼承中華文化傳統優秀成分的同時，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科學等普世價值，創造出既具有中華文化特色又符合現代文明標準的新文化。
這種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不是對中華文化傳統的背叛，而是對其真實存在價值的回歸與實現。 只有通過這種轉化與發展，中華文化才能真正擺脫封建專制的意識形態枷鎖，成為促進人的自由與尊嚴、推動社會進步的活的文化。（未完待續）
教育界的園丁
陳銀欉 敬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