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最低工資與學生打工賺錢的權益保障—— 從一份薪水，看見青年、移工與全球勞動正義
作者 陳銀欉（教育工作者）
前言
學生為什麼要打工？
有人為了生活費，有人為了學費，有人希望提早接觸社會，也有人只是想靠自己的雙手，賺到人生第一份薪水。
然而，當一個年輕人從校園走進便利商店、餐廳、旅館、工廠、補習班、研究室或企業實習場所，他的身分也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
他不只是學生，也可能同時成為勞動者。
只要存在實質的僱傭與勞務關係，學生的年輕、兼職、外國籍或經濟弱勢，不應成為降低基本勞動保障的理由。
台灣勞動部在2026年7月公布工讀生及部分工時勞工專案檢查結果時，再度強調：暑期打工、兼職及部分工時勞工，依法享有勞動權益，雇主不能因為「只是工讀生」就降低勞動條件。
而2026年9月24日最低工資審議會決議，自2027年1月1日起，台灣最低工資調整為：
月薪30,900元、時薪205元。
這不只是一個薪資數字，
它背後真正要回答的是：
「一個文明社會，願意為一個人的勞動設定多低的底線？」
一、最低工資不是「最高標準」，而是世紀文明社會的最低底線
最低工資制度最容易被誤解的地方，是把它當成政府規定的「合理薪資」。
其實不是。
最低工資只是一條法律底線。
一個人的專業能力、經驗、責任、危險程度與工作績效，都可能使合理報酬高於最低工資。因此：
最低工資不是價格天花板，而是勞動尊嚴的地板。
學生打工尤其如此。
學生初入職場，往往不知道如何閱讀勞動契約，不熟悉加班費、休息時間、職業安全、職災補償、勞健保等制度，也比較不敢拒絕雇主的不合理要求。
因此，青年勞動政策不能只有一句：
「自己小心。」
真正成熟的制度應該做到三件事情：
事前教育、事中保障、事後救濟。
教育學生辨識風險，要求企業遵守法律，並讓受到侵害的人有簡單、快速、低成本的申訴管道。
二、全球交換生與外國學生：國籍不同，不代表勞動價值不同
全球大學正在快速國際化。
交換學生、境外生、僑生、國際實習生跨境移動日益普遍，因此產生一個重要問題：
「外國學生在台灣工作，是否應該享有與本國學生相同的基本勞動保障？」
這個問題必須區分兩個層次。
第一是有沒有合法工作的資格；
第二才是合法工作以後享有哪些勞動權益。
依現行《就業服務法》第50條，就讀台灣公私立大專校院的外國留學生，以及符合規定的僑生、華裔學生，可以依法工作；除寒暑假之外，每週工作時間原則上最長20小時。
相關工作許可有效期間最長可達一年。
因此不能簡單說「所有交換學生都當然可以自由打工」，仍須確認個人的學生身分、工作許可及相關法規。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2026年也強化外國籍學生來台實習保障：如果實習已經具有學習訓練以外的實際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相關獎助金及生活津貼合計不得低於最低工資；並設有每日8小時、每週40小時及保險等保障。
這背後應建立一項基本觀念：
可以因合法身分而規範「能不能工作」，卻不能因國籍不同而任意貶低同一勞動的基本尊嚴。
三、法律一致性：同工、同責任，也應有一致的基本保障
法治社會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就是可預測性與一致性。
同樣在餐廳端盤子，一個是台灣學生，一個是外國學生；
同樣在實驗室協助研究，一個領工讀金，一個被稱為實習津貼；
同樣每天工作八小時，一個被叫「員工」，另一個被稱為「學習者」。
法律不能只看名稱。
真正重要的是：
他到底在做什麼？誰指揮他？有沒有固定工時？是否提供具有經濟價值的勞務？是否取得對價？雙方實際上存在什麼關係？
因此，未來學生勞動保障應逐漸從「名稱管理」走向「實質關係管理」。
不能只是把「薪水」改叫「津貼」，就當然排除勞動保障；
也不能把「工作」改名為「實習」，就讓所有風險由學生承擔。
法律應該穿透名稱，看見真實。
四、比例原則：外國勞工管理不能變成弱勢者承擔全部成本
國家當然可以管理跨境勞動。
工作許可、居留管理、產業需求、國內就業、安全與人口政策，都具有公共政策目的。
問題不在於「可不可以管理」，而在於：
管理手段是否超過必要程度？
這就是比例原則的重要性。
面對外籍勞工與外國學生，不應走向兩個極端：
一端是完全沒有管理；
另一端則是把所有社會成本、行政成本與產業風險都轉嫁給最沒有談判能力的外國勞動者。
真正成熟的制度應該問：
目的是否正當？
手段是否有效？
有沒有侵害更小的方法？
所獲得的公共利益與勞工承受的損害是否合理？
這四個問題，正是現代法治國家處理跨境勞動政策時不可缺少的思考。
五、社會成本與風險管理：低工資不一定代表低成本
企業如果只計算「一小時要付多少錢」，很容易得到錯誤答案。
因為廉價勞動可能產生大量隱藏成本：
高流動率、職業災害、訓練成本、勞資爭議、法律訴訟、行政處罰、品牌損害、供應鏈中斷，以及長期的人才流失。
因此真正應該計算的不是：
工資成本。
而是：
總體勞動成本。
假設企業每小時少支付20元，表面上節省成本；但如果因此造成員工大量離職、消費者抵制、勞動檢查甚至供應鏈被國際市場拒絕，原來節省的20元，最後可能變成數百倍的風險成本。
所以企業治理必須從：
「最低成本的人力管理」
轉向：
「合理成本的永續人力資本管理」。
六、ILO與仲介制度：不能讓「介紹工作的人」比「工作的人」賺得更多
跨境勞動最值得注意的問題之一，就是仲介。
勞工尚未開始工作，就可能背負仲介費、服務費、交通費、住宿費及其他名目的債務。
這會產生一個危險循環：
「先負債 → 再出國 → 不敢離職 → 不敢申訴 → 更容易遭受剝削。」
國際勞工組織（ILO）《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公約》第181號的重要原則之一，就是私人就業服務機構原則上不得直接或間接向勞工收取費用；同時要求國家採取措施防止仲介機構欺詐與虐待移工。(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因此未來仲介管理可以建立「五個透明」：
契約透明、費用透明、薪資透明、住宿透明、申訴透明。
更進一步，可以建立跨國仲介評鑑資料庫。
讓違規仲介不只是繳一次罰款，而是留下可以查詢的法遵紀錄。
因為資訊透明本身，就是最便宜的市場監督力量。
七、美國與歐盟正在改變遊戲規則：剝削勞工可能失去整個市場
21世紀的勞動人權已經不只是國內勞資關係問題，而正在成為全球貿易規則的一部分。
美國長期依《1930年關稅法》第307條禁止強迫勞動產品輸入；對特定強迫勞動風險，還有進一步的進口限制與供應鏈盡職調查要求。(勞工部)
歐盟則已建立《強迫勞動產品禁令》。依目前時程，自2027年12月14日起，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不得在歐盟市場銷售，也不得由歐盟出口。(內部市場與產業 SME)
這帶來一個非常重要的世界經濟轉變：
過去企業可能認為：
「廉價勞動＝競爭力。」
未來可能完全相反：
「不當廉價勞動＝供應鏈風險。」
所以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不只是產品便宜，而是能證明：
我的產品沒有建立在剝削之上。
八、重新理解「勞動契約精神」
勞動契約表面上是交換：
勞工提供時間、技能與勞務；
企業支付工資。
但是如果只停留在這個層次，仍然不足。
真正的契約精神至少包含：
誠信、平等、透明、責任、尊嚴。
雇主不能利用資訊不對稱隱瞞工作條件；
勞工也應誠實履行工作義務。
因此，勞動權益不是鼓勵勞工與企業對抗。
恰恰相反。
良好的勞動法治是在建立一個可以長期合作的市場秩序：
企業需要好員工，員工需要好企業；市場需要效率，文明需要底線。
兩者並不矛盾。
九、打工族的未來：AI時代更需要重新定義「第一份工作」
過去學生打工，主要是用時間換錢。
未來可能完全不同。
AI、自動化、機器人與無人服務正在大量取代高度重複性的基礎工作。
收銀、點餐、資料輸入、簡單客服、行政整理，都可能逐步自動化。
因此，未來學生打工的真正價值，不能只有：
「一小時賺多少錢？」
還應增加另一個問題：
「這一小時讓我學到了什麼？」
未來值得鼓勵的學生工作，可以逐步從單純勞力型打工，轉向：
AI協作、研究助理、程式應用、數位行銷、跨國溝通、設計創作、社會服務、永續管理及產學實作。
於是「最低工資」保障的是今天；
而「技能成長」決定的是明天。
這兩者必須同時存在。
十、建立「學生打工九權」：從最低工資走向青年勞動教育
未來的大學甚至高中，可以在學生第一次進入職場之前，就完成基本勞動教育。
我主張建立「學生打工九權」：
知情權、契約權、最低工資權、合理工時權、休息權、安全工作權、保險與職災保障權、免受歧視與騷擾權、申訴救濟權。
而學校也不能認為學生離開校門去打工，就完全與教育無關。
真正的終身教育應該把：
學校教育—職場教育—法治教育—金融教育—職業倫理
連接起來。
學生第一次簽勞動契約，就是一堂法律課；
第一次領薪水，就是一堂經濟課；
第一次繳稅與保險，就是一堂公民課；
第一次面對主管與同事，就是一堂社會學；
第一次發現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更是一堂人權教育。
社會本身，就是最大的教室。
十一、從最低工資進一步建立「最低尊嚴」
最低工資制度最終不應停留在205元、210元或未來某一個數字的爭論。
真正值得建立的是：
「最低尊嚴制度」
最低工資保障的是收入底線；
合理工時保障的是生命時間；
職業安全保障的是身體；
社會保險保障的是風險；
契約制度保障的是信任；
申訴機制保障的是權利；
教育與技能則保障一個人的未來。
把這七件事情連起來，才是真正完整的勞動政策。
因此我認為，21世紀的勞動治理可以重新建立一條公式：
勞動尊嚴
＝合理工資
＋合理工時
＋職業安全
＋社會保障
＋契約公平
＋技能成長
＋人格尊重。
十二、看見曙光綻放：讓年輕人的第一份薪水成為希望，而不是剝削
一個學生第一次靠自己的雙手領到薪水，那個意義遠遠超過金錢。
那是第一次發現：
原來我的時間具有價值。
也是第一次理解：
金錢得來不易；
父母養家不易；
企業經營不易；
勞動者生活也不易。
所以最低工資真正要保護的，不只是一張薪資單。
它保護的是一個年輕人第一次走入社會時，對公平世界所抱持的信任。
我們不能一方面在教室裡教學生公平、正義、人權與法治；
另一方面當他走出校門打工時，卻告訴他：
「社會就是這樣，忍一忍就好。」
如果教育相信人的尊嚴，那麼職場就應該實踐人的尊嚴。
如果法律宣示人人平等，那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交換生、移工與部分工時工作者的基本人格，也不應因身分不同而被打折。
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是沒有競爭，而是在競爭之中仍然保留底線；
不是消滅市場，而是讓市場受到文明約束；
不是讓企業失去效率，而是讓效率不再建立於弱勢者的犧牲之上。
因此，最低工資的終極問題，其實不是：
「一小時值多少錢？」
而是：
「一個人的一小時生命，我們願意給予多少尊重？」
當學生可以安心學習、合法工作；
當外國學生不因國籍而受到不合理差別待遇；
當移工不必先負債才能取得工作；
當仲介靠專業服務獲利，而不是靠資訊不對稱剝削弱勢；
當企業把勞動人權視為競爭力，而不是成本；
當政府從事後處罰走向事前預防；
我們才真正從「最低工資的社會」走向「最低尊嚴的社會」。
那時候，年輕人的第一份工作不再只是為了生活而不得不做的打工。
它可以是一堂認識世界的課，
一次學習責任的開始，
一段培養能力的歷程，
也是一個青年第一次以自己的雙手，參與社會、創造價值、建立尊嚴的起點。
最低工資保障今天，教育能力創造明天；
法律守住底線，世紀文明打開上限。
當每一份年輕的勞動都能被公平對待，
我們所保障的就不只是一份薪水，
而是一整個世代相信未來的理由，
這就是勞動權益真正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