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世界各國學校手機管理制度——從校園秩序、學生基本權到比例原則的適法性比較分析

作者 陳銀欉（教育工作者）

前言

手機進入校園，是科技問題，更是教育法治問題

參考Yahoo News 新聞報導，並交叉比對 UNESCO、法國教育部與法典、英國教育部、紐西蘭教育部、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荷蘭政府及台灣教育部相關規定資料。 世界各國的整體趨勢非常明確：世界正在從「學生自由攜帶、教師個別管理」，逐漸轉向「原則禁用、例外使用、依法管理」；但各國真正的差異，不在於禁不禁，而在於禁令的法律位階、適用年齡、保管方式、例外規定與學生權利救濟。

本文截至2026年3月，UNESCO統計已有114個教育體系訂有全國性的校園手機禁止或限制政策，占全球約58%； 2023年時僅約24%，顯示短短三年已形成明顯的全球政策轉向。 但 UNESCO 同時警告，手機禁令不能取代數位素養教育，科技只有在明確支持學習時才適合進入課堂。

以下是本文將重點重新整理成一篇兼具「比較教育法、學生權利與教育治理」觀點、可作為撰寫完整文章內容，請教先進專家學者，作為教育工作者參考，不吝賜教。

當前的一支智慧型手機，可以是電話、相機、錄音機、定位器、社群平台、遊戲機、搜尋工具、AI助理，也可以是一座隨身攜帶的圖書館。 因此，當智慧型手機全面進入校園之後，教育現場面對的已經不是過去簡單的「上課可不可以打電話」，而是更複雜的問題： 學生是否可以在上課時使用社群媒體？ 老師可不可以要求學生交出手機？ 學校能不能每天早上統一收走、放學再發還？ 如果學生拒絕交出手機，教師可以強制取走嗎？ 學校可不可以檢查手機內容？ 學生為健康監測、身心障礙輔具或緊急聯絡需要使用手機，又應如何處理？ 這些看似校規的小問題，背後其實涉及教育權、學習權、人格發展權、財產權、隱私權、資訊自主權、親權、教師專業自主與學校管理權等多重法律關係。 也因此，討論「校園禁手機」不能簡化成： 支持禁手機，就是支持老師。 反對禁手機，就是支持學生。

真正成熟的法治問題應該是： 國家及學校為維護教育目的，可以限制學生使用手機到什麼程度？ 以及： 這項限制有沒有法律依據？是否必要？是否過度？有沒有合理例外與正當程序？ 這才是世界各國校園手機政策真正值得台灣借鏡的地方。

一、全球正在形成「手機退出日常教學」的新趨勢

智慧型手機曾經被視為數位教育的重要工具。 但近年各國政策出現明顯轉向。 UNESCO在2026年3月公布的全球教育監測資料指出，全球已有114個教育體系建立全國性的校園手機禁令或限制制度，占全球教育體系約58%。 相較之下，2023年時僅約24%，2024年底約40%。 短短數年間增加一倍以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這代表全球教育政策正在重新思考一件事情： 數位化不等於無限制使用數位設備。 甚至可以進一步說： 二十一世紀前半段的教育政策，是「如何讓科技進入教室」； 接下來的教育政策，可能轉變為： 如何決定哪些科技應該進教室、什麼時間應該退出教室。 UNESCO因此提出一個相當重要的判準： 科技應該只有在明確支持學習時才進入課堂。 這比單純「支持數位教育」或「反對手機」更值得深思。 因為教育政策真正應該管理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與教育目的之間的關係。

二、各國制度比較：沒有單一的「世界標準」

從比較法角度思考觀察，各國大致可以分成四種不同模式：

國家地區	主要模式	法律位階與特色	例外
法國	法律原則禁止	《教育法典》直接規定國小、國中原則禁止使用	教學、健康、身障及校規明定例外
英格蘭	法定指引＋學校政策	2026年6月成為 statutory guidance，原則建立「無手機校園」	身障、健康、特殊需求等
紐西蘭	法規＋學校自治	國家規則要求公立學校建立「Phones away for the day」	教學、醫療、身障、特殊情形
加拿大安大略省	省級行為準則	國小與中學採分齡管理	教學、醫療、特殊教育
荷蘭	全國政策協議＋校方實施	課堂原則禁用，但具高度學校自治	教育、醫療、特殊需求
法國2025－2026改革	從「禁用」走向「實體隔離」	推動 Portable en pause，使手機與學生在校期間實際分離	仍保留必要例外
美國	州法／學區自治	無單一聯邦制度，各州差異極大	各州不同
台灣	教育部原則＋各校校規	尚未形成如法國般明確的中央法律制度	教師教學、緊急聯絡等

因此，把外國制度簡單概括成「國外都禁止手機」並不精確。 真正的趨勢其實是： 各國限制正在增加，但法律設計思維仍然高度多元。

三、法國：最典型的「法律明文禁止」模式

法國是世界校園手機管制最常被引用的案例之一。

2018年法國修法後，《教育法典》L511-5明確規定，幼兒學校、小學及 collège，也就是大致相當於台灣國中以下階段，學生原則不得使用手機或其他電子通訊設備。 但是法律並不是毫無例外。 教育用途、校規特別允許的情形，以及身心障礙或健康需求所需要的設備，都可以例外使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 法國法律甚至明確規定，學生違反規定時，學校人員可以沒收設備，但沒收及返還方式必須由學校內部規則事先規定。 這個設計非常重要。 因為它把兩件事情分開： 第一，國家法律決定「可以限制到什麼程度」。 第二，學校規則決定「如何執行」。 換句話說： 法律授權＋校規具體化。 這正是比較成熟的法治模式。 2025年以後，法國進一步推動「Portable en pause」，也就是「手機暫停／手機休息」。 部分學校不再只要求「不能使用」，而是要求學生把手機放入置物櫃、手機袋、集中保管箱等，使手機在學校期間實際與學生分離。 法國教育部指出，2024－2025學年度已有超過3.2萬名中學生參與試驗，學校回報在專注力、校園氣氛及網路霸凌相關事件等方面出現正面效果，因此自2025學年度擴大推動。(Ministè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這顯示手機管理政策正在發生第二階段變化： 第一階段是「禁止使用」。 第二階段則是： 降低手機隨時可取得的誘惑。 這是行為科學思維開始進入教育治理的重要現象。

四、英格蘭：從行政指引走向法定指引

英格蘭的發展也很值得台灣注意。 2024年英國教育部最初發布的是非強制性的學校手機管理指引，鼓勵學校在整個上課日，包括課程、下課時間及午休時間，限制手機使用。 但制度到了2026年出現重要變化。 英國教育部於2026年6月29日將相關規範提升為法定指引 statutory guidance，學校自2026年9月1日起應依據新的制度進行管理。(GOV.UK⁠) 政策核心相當清楚： 學校原則上應成為 mobile phone-free environment。 也就是： 手機可以因通勤、安全等原因被帶到學校， 但在整個學校日內原則上不應由學生自由使用。 英國政策特別強調兩件事。 第一是合理調整。 如果學生因身心障礙、特殊教育需求或醫療需求必須使用手機，學校必須考量《Equality Act 2010》下的合理調整義務。(GOV.UK⁠) 第二則是教師示範。 指引甚至要求教職員在學生面前，也應避免因私人原因使用手機。 這點相當值得注意。 教育不能變成： 學生不能滑手機， 老師卻可以在走廊、餐廳、校園內隨時滑手機。 真正有效的校園文化，必須建立一致的數位倫理。 因此英國制度背後透露出一個重要概念： 手機管理不是學生管理，而是校園數位文化治理。

五、紐西蘭：「Phones Away for the Day」的制度設計

紐西蘭自2024年第2學期開始推動「Phones away for the day」。 國立及政府整合型學校必須建立相關規則。 基本原則是： 學生在學校期間不得使用或接觸手機，包括午餐、下課及部分校外教學活動。(教育部⁠) 但是紐西蘭並沒有完全否定手機。

法規明確保留： 教學需要； 健康需求； 身心障礙或學習支持需求； 以及校長認定的特殊情況。 例如患有糖尿病學生若必須透過手機監測血糖，就不能因為「全校禁手機」而被剝奪必要工具。(教育部⁠) 這正好說明比例原則的重要性： 一般規則可以嚴格，但個案例外必須存在。 此外，紐西蘭也要求學校制定規則時與社區、學生及家庭進行溝通。 因此它並非單純中央政府命令，而是一種： 「國家建立底線＋學校建立執行方式＋家長學生參與」的治理模式。

六、加拿大安大略省：分齡管理最值得台灣借鏡

加拿大並沒有單一的全國校園手機法。 教育主要屬省級權限。 其中安大略省的制度很具有代表性。 自2024年9月開始： 幼兒園至六年級學生，原則上整個上課日不得使用手機。 七至十二年級學生，則主要在上課期間禁止使用，下課及午休仍可能允許。 若老師看到手機未收起，可以要求學生將手機交由指定位置暫時保管。

但紀律處理必須符合省級行為準則及漸進式管教政策。 同樣保留三大例外： 教學用途； 醫療健康用途； 特殊教育需要。(安大略省⁠) 這個制度最大的特色，就是： 不同年齡，不同管理強度。 這比「所有學生一律相同」更符合兒童與青少年發展差異。 小學生自律能力較弱，因此可以採較高程度的環境控制。 高中學生已逐步接近成年，則應增加自主責任。 這是一種值得台灣高度參考的「分齡比例原則」。

七、荷蘭：禁止的是「妨礙學習的使用」，而不是科技本身

荷蘭自2024年1月開始，原則禁止在中學課堂使用手機、平板及智慧手錶。 2024－2025學年度再擴大至小學及特殊教育。 但是荷蘭制度與法國略有不同。 中央政府設定政策方向，具體規則則要求學校與教師、家長及學生共同制定。(Rijksoverheid⁠) 也就是： 中央決定目標， 地方決定方法。 其核心並非： 「智慧型手機是壞東西。」 而是： 當手機不具教育目的而且造成注意力干擾時，就不應存在於課堂。 因此，如果確實具有教育用途、醫療用途或特殊需求，仍可能使用。 這種設計較接近「目的性管制」： 不是因為設備叫做手機所以禁止， 而是因為某種使用方式妨礙教育目的所以限制。

八、美國：最能說明「地方自治」與「全國趨勢」可以同時存在

美國沒有聯邦統一的全國學校手機禁令。 教育權長期主要由州政府及地方學區掌握。 因此各州制度差距相當大。 有的州要求學區制定手機限制政策； 有的直接規定上課期間不得使用； 有的允許學區自行決定。 UNESCO截至2026年的統計指出，美國已有相當多州採取州級禁令或要求學區建立限制制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因此，美國經驗提醒我們： 「沒有全國統一法律」 不代表： 「政府完全不管」。 地方自治仍然必須在法律授權、學生基本權及教育目的之間找到界線。

九、中國大陸：以行政教育管理建立較嚴格限制

中國大陸教育部自2021年起，即要求加強中小學生手機管理。 主要政策方向為： 原則上不得將個人手機帶入校園； 確有需求者，須經家長同意並提出申請； 進入校園後原則上由學校統一管理； 不得要求學生使用個人手機完成作業。 這種制度的特色，是以較強的行政教育管理方式降低手機進入校園的可能性。

和歐洲相比，它更偏向： 事前控制。 歐洲不少制度是： 可以攜帶，但不能使用。 中國模式則更接近： 沒有必要，就不要帶進校園。 兩者背後反映的是不同教育治理文化。 因此不能單純比較哪一個「比較先進」，而應該觀察不同社會對學校自治、親權、學生自主及行政管理的不同理解。

十、回到台灣：真正問題不是「能不能禁」，而是「依據什麼法律禁」

台灣目前的制度與法國不同。 教育部2019年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 主要精神是： 除教師引導學習或緊急必要聯繫外，其餘時間原則應關機； 學校應邀集教師、家長及學生代表共同討論； 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建立校內管理規範。(中寮國中⁠) 這個制度其實並不是「完全沒有規定」。

問題在於： 法律位階與規範密度不足。 教育部的「使用原則」主要來自行政指導與教育行政體系規範，與法國直接在《教育法典》中授權禁止、沒收及返還手機相比，法律基礎確實不同。

這也是2026年媒體所批評的「校園禁手機缺乏一致法規」問題核心。(Yahoo新聞⁠) 教育部2025年曾提出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管理原則修正草案，並強調希望採取「明確化、彈性化、分階段」方式處理，但因學生及社會各界提出不同意見，政策持續討論。(教育網⁠) 這場爭論其實非常有價值。 因為它迫使社會面對一個基本問題： 校規究竟可以限制學生基本權到什麼程度？

十一、「禁用手機」本身通常不當然違法

這一點必須釐清。 學生擁有手機的財產權， 不等於學生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有使用手機的權利。 就像： 學生擁有籃球，不代表可以在數學課打籃球； 學生擁有樂器，不代表可以在考試時間演奏； 學生擁有汽車，也不代表可以開進教室。 學校本來就是具有特殊教育目的的公共空間。 為了： 維持課堂秩序； 保障其他學生學習權； 避免偷拍、霸凌及網路騷擾； 維持考試公平； 提升專注力； 保障學生身心發展； 在一定範圍內限制手機使用，具有相當正當性。 因此真正的法律問題並不是： 「學校限制手機是不是侵犯基本權？」 而是： 限制到什麼程度仍然符合比例原則？

十二、適法性最重要的判準：比例原則

從台灣憲法基本權理論觀察，一項限制學生權利的措施，大致應接受四個層次的檢驗。 首先是目的正當。 例如提升學習品質、防止偷拍、避免網路霸凌、維護考試公平，都是正當目的。 其次是手段適合。 限制手機確實可能降低即時通知、社群媒體及遊戲造成的注意力干擾，因此具有合理關聯。 第三是必要性。 如果只需要「上課關機」即可達到目的，是否一定必須「全天集中保管」？ 如果只有個別學生違規，是否需要全校所有學生每天交手機？ 這就必須視年齡、校園環境及實際風險判斷。 最後則是利益衡量。 限制所帶來的教育利益，不能與學生受到的權利損害顯不相當。 因此： 上課不能使用手機， 通常很容易通過比例原則。 全天關機， 也可能具有合理性。 每天強制集中保管， 就需要更充分的理由及安全程序。 長期沒收手機， 適法性疑問會增加。 任意檢查手機內容， 則涉及更高度的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問題。 這些行為不能全部用「校規」二字概括。

十三、「收手機」與「查手機」必須嚴格區分

這是台灣校園實務最容易混淆之處。 教師要求學生暫時交出手機， 與教師打開學生手機查看： LINE、 照片、 Instagram、 通訊紀錄、 定位資料、 電子郵件， 法律性質完全不同。 前者主要涉及財產占有及教育秩序管理。 後者則可能涉及： 隱私權、 秘密通訊自由、 個人資料保護、 資訊自主權。 因此： 能暫時保管手機，不代表當然有權查看手機內容。 這條界線必須非常清楚。 在AI與數位時代，手機幾乎已經成為「人格資料的延伸」。 手機裡保存的不只是物品，而是人的社會關係、生活軌跡、照片、身體資訊、思想與通信。 所以二十二世紀的教育法治不能仍然把手機單純視為「一件違禁物品」。

十四、集中保管還涉及學校的保管責任

如果學校要求學生每天把手機交出來，就會產生另一個經常被忽略的法律問題： 誰負責手機遺失與損壞？ 一個班三十支手機， 一個年級數百支， 全校可能數千支。 其中可能包括價值數萬元的高階手機。 一旦學校要求強制交付，就形成事實上的保管關係。 因此制度至少必須處理： 交付方式； 保管位置； 領回程序； 遺失； 錯領； 損壞； 緊急取用； 個人資料安全等問題。 不能只規定： 「每天早上全部交出。」 卻沒有後續責任制度。 權力越大，責任也必須越清楚。 這是依法行政，也是學校治理的基本原則。

十五、兒童權利並不等於兒童可以無限制使用手機

反對校園手機管理的人有時會援引兒童權利。 這個方向並沒有錯，但必須完整理解兒童權利。 《兒童權利公約》保護兒童的： 表意權、 隱私權、 資訊取得權、 受教育權、 人格發展等權利。 但兒童權利從來不是「完全沒有界線」。 兒童最佳利益本身也是重要原則。 如果無限制使用社群媒體、短影音與遊戲已經明顯妨礙： 學習、 睡眠、 人際互動、 注意力、 身心健康， 國家同樣負有一定程度的保護義務。 因此真正符合兒童權利精神的制度，不是： 「完全禁止。」 也不是： 「完全自由。」 而是： 隨著年齡與成熟程度逐步增加自主權。 這正是加拿大、紐西蘭及部分歐洲制度值得參考的地方。

十六、台灣最適合的方向不是「全面禁手機」，而是分齡、分時、分區、分目的

如果綜合比較各國經驗，我認為台灣未來不宜走向極端。 不是完全自由。 也不是所有學生每天進校門立即沒收。 較合理的制度應建立「四分原則」。 第一是分齡。 國小可以最嚴格。 國中適度放寬。 高中增加自主責任。 第二是分時。 正式課程、考試期間原則禁止。 午休、課間及社團活動則可視年齡與學校情況調整。 第三是分區。 教室、圖書館、實驗室與考場可以嚴格限制。 特定聯絡區域則可以允許使用。 第四是分目的。 教育、健康、安全、特殊教育及緊急聯絡應保留例外。 如此才能同時滿足： 教育管理與基本權保障。

十七、台灣應建立「法律底線＋學校自治」雙層制度

比較法真正給台灣最大的啟示，不是照抄法國或紐西蘭。 而是建立清楚的法律層級。 中央法律或授權明確的法規，應處理： 基本管理權限； 可以禁止的範圍； 暫時保管的法律依據； 最長保管期間； 健康及身障例外； 學生隱私保障； 申訴及救濟程序。 至於各校則可以依： 學生年齡； 城鄉差異； 交通環境； 住宿制度； 校園文化； 課程特色； 家長需要， 制定自己的具體管理方式。 這可以稱為： 「國家定底線，學校定方法。」 如此既不會出現全國每一所學校完全不同、老師無所適從， 也不會變成中央政府規定所有學校只能使用同一套手機袋、同一個保管箱。 這才符合現代教育治理精神。

十八、手機教育的最終目標不是「沒收」，而是「自律」

我們必須警惕另一個問題。 假如學生十二年教育都靠： 老師收手機、 手機袋鎖手機、 家長限制手機、 學校封鎖網站， 才能維持自律， 那麼十八歲走出校門之後怎麼辦？ 大學不會每天收手機。 公司不會每天替員工保管手機。 社會也不可能把所有誘惑封鎖。 因此： 禁止只能是教育工具，而不能成為教育目的。 真正的教育目標必須是讓學生逐步形成： 注意力管理能力； 時間管理能力； 資訊判斷能力； 社群媒體倫理； AI素養； 數位健康； 隱私保護； 網路責任。 從「他律」逐步走向「自律」。 這才是教育。

十九、AI時代更需要重新定義手機

未來的手機已經不只是手機。 它正在變成： AI代理人、 個人知識庫、 即時翻譯器、 數位身分證、 學習助理、 健康監測器、 金融工具。 因此再過十年，教育真正要回答的可能不再是： 「學生可不可以帶手機？」 而是： 學生可以把多少人工智慧帶進考場、教室與學習過程？ 今天手機管理政策，其實正是未來AI教育治理的預演。 如果我們連手機都只有： 「全部禁止」 與 「完全開放」 兩種答案， 將來面對生成式AI、穿戴式AI、AR眼鏡及腦機介面，教育體系將更加無所適從。 所以手機管理真正應該訓練的是一種能力： 科技治理能力。

二十、教育真正需要管理的不是手機，而是人的注意力

從教育哲學來看，智慧型手機最大的問題，未必是設備本身。 真正稀缺的資源是： 人的注意力。 過去教育競爭的是知識。 AI時代知識取得成本迅速下降之後，真正稀缺的將變成： 專注力、 判斷力、 深度思考能力、 延遲滿足能力。 如果一個學生每三十秒查看一次通知， 即使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數位圖書館，也未必能真正學習。 因此未來教育政策真正需要建立的是： 注意力主權。 學生應該學會： 什麼時候使用科技； 什麼時候拒絕科技； 什麼時候關掉演算法； 什麼時候重新回到人的思考。

結語

從「禁手機」走向「數位文明教育」

世界各國政府正在著手推動限制校園手機，並不是文明倒退，也不能簡單解讀成反科技， 恰恰相反。

這可能代表人類進入數位文明二十多年後，開始進入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是學習使用科技。 第二階段則是： 學習不被科技使用， 法國告訴我們法律授權的重要； 英國提醒我們校園文化與合理調整的重要； 紐西蘭展現國家規範與學校自治可以並存； 加拿大安大略省提供分齡管理的思路； 荷蘭證明教育政策不一定只有全面立法一條道路； 台灣則正站在重新建立數位教育治理制度的十字路口。 所以，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早已不是： 「學生到底可不可以帶手機？」 而應該提升到： 學校如何在學生權利、教育責任、科技發展與公共利益之間建立一套可以長久運作的數位文明規則？ 本文作者認為合理的答案應當是： 禁止不是目的，教育才是目的； 管理不是控制，而是培養自主。 對低齡學生，可以更多保護； 對青少年，逐漸增加責任； 對特殊需求，保留合理例外； 對教師與學校，提供清楚法律授權； 對學生隱私，建立不可逾越的界線； 對AI與數位科技，則從禁止使用走向負責任使用。 最後形成的不是「無手機校園」， 而應該是： 有秩序、有界線、有自由，也有責任的數位文明校園。 這或許才是世界各國校園手機管理政策帶給台灣最重要的啟示。

有一點尤其值得補充說明的是Yahoo 新聞報導所說「台灣缺乏全國一致性法規」大方向成立，但若寫成「台灣校園禁手機完全沒有法律依據」就會過度簡化！台灣目前確實已有教育部2019年的行動載具使用原則，而且要求學校經教師、家長、學生參與及校務會議程序訂定校規；真正需要補強的是中央規範的法律位階、暫時保管授權、隱私界線、比例原則與救濟程序。

另一個最新變化也很值得注意：截至2026年8月23日，英格蘭的新規範已在2026年6月29日成為法定指引，但正式要求學校依新制度執行的日期是2026年9月1日；法國現行《教育法典》則仍明確區分國中以下的法定禁用與高中校規權限。 值得關注的是比較各國時，最好不要把「政府宣布」、「行政指引」、「法定指引」、「法律明文禁止」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