潁川學探索「門神」面面觀—— 從廟門守護神到企業權勢：誰在守護公平，誰在販賣通道？

  教育工作者 陳銀欉（2026/11）

一扇門，可以讓人安心，也可以讓人受阻。

走進老街廟宇，彩繪武將分立左右，目光炯炯，守住人們對平安的期待；走近公共機關，人們期待法律與程序守護權利；走進企業董事會，卻可能聽見另一種說法：「找一位有分量的人，就比較好辦事。」

同樣叫作門神，意義卻大不相同。傳統門神阻擋災厄，現代權力門神則可能替特定利益打開側門。前者寄託安居願望，後者一旦涉及不當影響，便侵蝕公共制度。

因此，探索門神，不能只問神像有多威武，還要追問：門為誰而開？誰決定通行？守門的人，究竟保護共同秩序，還是出售少數人的特權？

「門神信仰」源自古人對「門」的崇拜與驅邪避凶的需求，其演變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 
* 遠古至漢代（神荼、鬱壘）：
最早的門神是神話傳說中的神荼與鬱壘。相傳他們在東方度朔山的大桃樹下，專門捉拿害人的惡鬼並餵給老虎，後人便在門上畫兩人或貼桃木板來驅鬼。 
* 唐代（秦瓊與尉遲恭）：
到了唐代，因唐太宗常做噩夢、夜半受鬼魅（如涇河龍王）干擾，大將秦瓊（秦叔寶）與尉遲恭（尉遲敬德）自願披甲立於宮門外守夜，鬼魅便不敢作祟。太宗心疼兩將軍辛苦，便命畫師將兩人威武的肖像畫在宮門上，這便是武將門神流傳千古的由來。 
* 後世演變與分類：
門神後來由宮廷傳入民間，形式也趨於多元，除了武門神（如秦瓊、尉遲恭、鍾馗等）外，還有手持如意、朝板的文官門神（祈福用），以及各宗教寺廟的護法神。 


一、門神的起點：人類如何面對邊界的不安

門是內外相接之處。門外有交易、交往與機會，也有陌生、危險與失去控制的可能。
人需要開門生活，又希望關門之後獲得安寧，守護門戶的信仰便有了生活根基。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民俗資料，將門神放在古代祭門與五祀的脈絡中理解。祭祀並非只為驅鬼，也包含感謝日常生活所依賴的空間與設施。家屋因此不只是遮風避雨的建築，也是一個被賦予倫理與情感的世界。[1]

從這個角度看，門神最初回答的是極樸素的問題：如何讓一家人平安度日？當疾病、天災與死亡難以解釋，人們透過祭儀與圖像，使不可掌握的恐懼獲得可以辨識的形象。

這是文化與心理層面的解釋，並非科學已證明神像能阻止災害。尊重信仰，不必把傳說當成實驗結果；理解歷史，也不必嘲笑先民面對不確定世界的努力。

二、從神荼、鬱壘到武將門神：神威如何被塑造

漢代文獻所保存的神荼、鬱壘傳說，描寫能制伏害人鬼魅的守護者。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門神版畫藏品說明，引述《風俗通義》相關記載，並指出後世以桃板書寫神名、懸掛門邊，或繪出形象辟邪，紙張普及後又發展成門神年畫。[2]

這條線索，讓我們看見抽象願望如何變成具體物件：神名可以書寫，形象可以印製，守護可以安置於每戶門前。年節張貼門神，也使除舊布新的生活儀式有了視覺中心。

至於秦瓊與尉遲恭，必須區分「歷史人物生活的年代」與「門神信仰形成、普及的年代」。不能因為兩人是唐代武將，就直接認定現今熟悉的圖像與故事在唐代已全面定型。

一篇討論門神信仰與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分析唐太宗入冥敘事及《西遊記》等作品對門神傳說傳播的作用。這提醒我們，神威除了來自宗教儀式，也由說書、戲曲、小說與年畫不斷累積。[3]

忠勇武將成為家屋守護者，反映人們把勇氣、責任與驅除危害的能力，投射到門戶之上。人所敬畏的，不只是兵器與怒目，更是「有人願意守住這裡」的承諾。

三、台灣廟門上的社會願望

台灣門神並不只有兩位持械武將。佛教、道教與民間信仰的廟宇，各有不同守護圖像；主神、地方傳統與建築配置，也會影響門神的選擇。

臺灣文獻館資料列出武將、文官、宮娥、侍女，以及韋馱、伽藍等不同類型。有些圖像持冠帽、酒爵、花果，寄託加官、進爵、福祿與長壽的願望。[1]

這些圖像可以當作閱讀社會的入口。農業生活期待風調雨順，家庭期待子女成長，商業生活期待往來順利，地方共同體期待安定。門神畫把難以說盡的願望，濃縮成顏色、姿態與器物。

研究時仍須避免把某座廟的配置推論為全台共同規則，也不能把象徵解讀一律視為建廟者原意。最可靠的方法，是結合現場觀察、匠師訪談、修復紀錄與地方文獻。

保存門神藝術，因此不只是重畫一張鮮豔的臉。它也涉及工藝傳承、社區記憶，以及人們如何理解自己所處的地方。

四、放眼世界：守門是共同問題，信仰各有歷史

守護出入口的想像並非華人社會獨有。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亞述人首翼牛拉瑪蘇，年代可上溯至西元前九世紀，曾守護宮殿重要門道。龐大身軀既表現保護力量，也塑造王權空間的威嚴。[4]

大英博物館資料則將羅馬神祇雅努斯，說明為起始之神及門戶、通道的守護者。雙面形象，使人聯想到門的兩側以及進入、離開的轉換。[5]

這些例子不能被簡化為「各國門神都來自同一源頭」。相似功能不等於共同起源，宗教意義也不完全相同。比較的價值，在於看見不同文明都必須處理邊界：誰能進入？進入之後接受什麼秩序？

傳統守門者，有時安慰人心，有時彰顯威權，兩者甚至同時存在。研究神像，也是在研究安全感與權力如何相互結合。

五、從神像到人脈：企業為何尋找「門神」

現代企業所說的門神，是一種權力隱喻，通常指具有政治、行政、司法或產業影響力，能為企業提供保護或接近決策中心的人。

但退休官員擔任顧問，並不因此就是不法。熟悉法規的人可以協助合規，具有公共治理經驗的人可以改善制度，退休法檢也可能以專業提供法律服務。

真正的分界，在於企業購買什麼。

如果購買的是法律分析、風險辨識與治理能力，價值可以透過工作內容檢驗；如果購買的是私人電話、特殊接觸與「保證有人處理」，便可能把公共職位累積的影響力轉成私人收益。

企業聘任顧問時，可以問一個直接的問題：
假設這位顧問明天完全無法聯絡昔日同僚，他的服務仍值這筆費用嗎？

若答案是否定的，董事會便應重新審視委任目的。公司需要解決問題的專業，也需要承受查驗的交易理由。
但是，只靠一句「他很有辦法」，不足以說明股東的錢為何應當支付。

六、前官禮遇：戲劇之外，有哪些研究依據

電影影劇可以提出問題，卻不能代替證據。韓國所謂「前官禮遇」，值得重視之處，在於已有研究嘗試檢驗退休法官、檢察官轉任律師後，是否取得超出專業本身的待遇。

韓國刑事與法務政策研究院的相關報告，結合律師及委任人的問卷與訪談，調查前官律師的收費、受任及受優待經驗，也討論偵查、起訴與審判等不同階段的風險。
報告主張，改革需要更充分的實證資料。[6]

另一篇2021年法律經濟研究，以318名韓國高知名度白領犯罪者的資料分析司法關係與量刑。作者發現，由特定退休資深法官律師辯護的被告，獲緩刑機率較一般律師辯護者約高十個百分點，並分析退休時間與媒體關注的關聯。[7]

這是特定樣本及研究設計下的發現，不能直接推算韓國所有案件，更不能搬來當作台灣現況。專業差異、案件選擇與其他未觀察因素，都是評估研究時必須考慮的問題。

然而，它提出一個重要方向：社會不必永遠停留在「大家都知道」與「絕對沒有」的爭論。司法關係能否影響結果，應當成為可以蒐集資料、接受檢驗的公共問題。

七、台灣的制度底線：退休身分不附帶特殊通行權

台灣是否存在相似風險？答案應分兩層：制度確實承認並防範此類風險；至於個案是否違法，仍須具體證據。

截至本文作者查核時，《律師法》第28條規定，司法人員或公職律師離職後三年內，不得在離職前三年曾任職務的法院、檢察署、政府機關或公立學校執行律師職務，並有法定例外。[8]

這不是全國一律禁止執業三年，也不是三年後任何接觸都變得正當。它是針對特定任職關係的限制，仍須和其他利益衝突及倫理規範共同理解。

《法官倫理規範》則要求法官保持獨立、公正，禁止對他人承辦案件關說，並對承辦案件的單方溝通、會面設下限制；符合法定例外時，原則上亦須儘速告知他方。[9]

因此，「退休院長是否可以自由出入現職法官辦公室」不能用敬老尊賢回答。退休頭銜本身，並不構成不受門禁限制或私下談論案件的權利；實際入內仍須符合該機關管理與接觸規範。
拜訪、學術交流與特定案件的不當接觸，應依事實區別；但不能因為來者曾是長官，就免除一般人應遵守的程序。

八、不能把倫理、懲戒與犯罪混成一團

本文作者考慮擔心前官跨越行賄、關說與司法黃牛的界線，這種警覺可以理解，但法律分析需要更加精確。

不妥的交往，可能造成公正疑慮；違反接觸或迴避規範，可能引發倫理、評鑑或懲戒問題；是否成立犯罪，則必須進一步檢驗適用法條及行為要件。收費、見面或認識法官，本身都不能直接等同犯罪。

同樣地，敗訴不能自動證明有人關說，勝訴也不能自動證明律師有特殊管道。應當調查的是可辨識的事實：何時聯繫、談了什麼、為誰接觸、有無利益交換、是否留下紀錄，以及是否影響程序。

批判司法，最有力量的方法，是提出經得起反駁的證據。若將所有退休法檢一概視為門神，反而模糊真正應負責的行為，傷害守法執業者，也降低改革的可信度。

九、退休金不是原罪，公共信任也不能變現

退休法檢領取退休給付，又從事法律工作，容易引發社會觀感。但退休給付與再就業的法律效果，必須依個別制度判斷，不能僅因收入較高就認定不法。

更重要的問題，是公職建立的信任是否被拿來暗示特殊待遇。

退休專業者可以藉經驗協助公益、教學、合規與制度改善，也可以依法提供法律服務；但曾經握有國家權力，意味著更應明白權力邊界。昔日同事的情誼，不應成為今日當事人的負擔。

現職法官與檢察官也有對等責任。不能把公平寄託於前官「知所進退」，自己卻保留不必記錄的接觸空間。真正的專業尊重，是讓彼此都能坦然接受查驗。

十、司法獨立不能只留在法官心中

「每個法官的心都不一樣」，確實指出人性的現實。人會受到經驗、情緒與關係影響；正因如此，現代司法才需要超越個人的程序。

《法官法》第13條要求依法、本於良心、獨立公正審判。這裡的良心，必須與法律及程序共同作用，不能變成無須說明的內在確信。[10]

司法獨立需要防止外部權勢干預，也需要防止內部長官、前輩與同儕不當介入。法官可以有不同法律見解，但必須說明證據如何支持事實、規範如何導出結論，並讓當事人有機會爭辯。

因此，原文的憂慮可以改寫得更有建設性：司法獨立必須落實於法官的判斷，更必須由可查驗的程序支持。人心有差異，公平才更不能只靠人心。

十一、讓守門機制真正守住公共利益

以下是本文提出的改革方向，並非宣稱台灣目前已全面實施。

第一，讓案件相關接觸留下紀錄。會面、電話與轉達若涉及個案，應有適當的登錄、通知及稽核安排，同時保護偵查秘密與個資。

第二，落實一致的門禁管理。退休長官、現職同仁的朋友與一般律師，進入管制區都應有明確依據；陪同進入，也不能取代正當目的。

第三，防止形式規避離職限制。顧問名義、幕後指導或他人掛名，若實際涉及受限制業務，應有查核能力，而不能只看委任狀上的姓名。

第四，讓企業負起聘任責任。顧問資格、利益衝突、工作成果與報酬理由，應進入董事會及內部稽核的視野。企業不能一面宣稱誠信，一面購買不透明的權勢服務。

第五，以匿名化資料支持研究。比較案件結果時，應控制案情、證據與程序差異；異常統計可以成為進一步調查的線索，不能直接當作個人有罪的證明。

第六，兼顧究責與審判獨立。申訴、評鑑及懲戒要有效，也要防止權勢者藉投訴施壓。監督應針對行為與程序，不能以要求特定裁判結果作為改革。

十二、如何辨識保護與包庇：三個情境的考驗

第一個情境，是企業遭遇法律爭議。顧問協助整理契約、保存證據、評估和解與訴訟風險，並透過正式程序提出主張，這是專業服務。如果顧問要求另外支付一筆無法說明用途的費用，聲稱可以請熟人「先打招呼」，企業就必須停止以人情處理，要求說明並進行適當查核。

第二個情境，是退休法官返院參加公開研討會。受邀報告裁判方法、與同業交流學術，並不因退休身分而不當。但若會後被帶進承辦法官辦公室，轉而討論自己受任的具體爭議，性質便改變了。判斷重點在接觸目的、內容及程序，而非活動名稱是否冠上學術二字。

第三個情境，是當事人聽見律師自稱認識院長。社會關係本身未必違法，但它既不能證明訴訟實力，也不能保證裁判結果。當事人真正需要了解的，是律師如何分析不利證據、如何解釋風險，以及預計採取什麼合法策略。用關係承諾取代案件說明，會讓焦慮的人更容易為無法驗證的影響力付費。

這三個情境說明，辨識門神不能只看履歷。相同背景的人，可能選擇完全不同的道路；相同名目的顧問服務，也可能包含截然不同的行為。制度應能分辨並鼓勵正當服務，而不是讓誠實者與投機者都躲在模糊標籤裡。

十三、從衙門文化走向公民文化

「衙門有門神」作為文化意象，也提醒我們注意人民與權力的距離。不能由一句俗語便推論歷代衙署都有相同配置；但在現代社會，值得反省的是：人民進入公家機關時，是否仍覺得必須先找到熟人？

當人相信依法申請沒有用、託人介紹才有用，便會把時間與金錢投入關係經營。這種預期即使未必符合每件事的真相，仍可能滋養掮客市場，使守程序的人懷疑自己吃虧。

改革因此也要改善日常服務：申請條件是否清楚，處理期限是否可追蹤，補件理由是否具體，拒絕決定是否能被救濟。對不熟悉法律的人，應有容易理解的資訊；對資源不足的人，應有可以接近的協助。

程序越清楚，神祕通道越難叫價；正式服務越可用，人們越不需要倚賴私人保護。這也是將門神研究帶入公共治理的意義：從理解人為何尋求庇護，走向建立人人都能信賴的制度。

十四、門神的現代意義：守住門，也守住人

回望古今中外，門神的核心始終涉及守護。只是今天需要被守護的，已不限於一家一戶的安寧，更包括社會成員平等進入公共制度的權利。

廟門可以有不同神像，法律之前卻不能有不同身分的側門。企業可以重視專業，不能把影響公權力當成商品；社會可以尊敬退休前輩，不能讓敬意轉成案件待遇。

真正值得敬重的退休司法工作者，是離開職位後仍守住分寸的人；真正值得信任的現職司法工作者，是面對昔日長官，也能讓程序先行的人。

潁川學所期待的現代門神，應由五項價值共同構成：以誠信拒絕隱匿交易，以專業取代關係依賴，以創新改善監督工具，以利他保障弱勢權益，以服務實踐公共責任。

一個文明社會的光榮，是讓沒有背景的人，也能循正門獲得公正對待。

門神最深的神威，應當體現在這裡：讓權勢知道邊界，讓人民不必求人，讓公平有門可入。

參考資料引用說明

本文為綜合論述，結合民俗文獻、博物館藏品、學術研究及台灣法規；比較宗教圖像不主張共同起源，韓國研究不作為台灣個案違法的證據，查核日期：2026年11月3日。

[1]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門神〉及《臺灣民俗文物辭典》門神條目。
https://www.th.gov.tw/Epaper_Content/237/8869/
https://dict.th.gov.tw/detailPage.aspx?ID=1723

[2]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神荼門神版畫〉，登錄號2010.003.0225。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10.003.0225

[3] 변귀남（2015），〈門神信仰과 中國古典小說〉，《동아인문학》，33，233–254。本文採用其文學傳播觀點，不將各神祇信仰的形成壓縮為單一年代。
https://www.kci.go.kr/kciportal/ci/sereArticleSearch/ciSereArtiView.kci?sereArticleSearchBean.artiId=ART002073614

[4]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uman-headed winged bull (lamassu),” ca. 883–859 BCE.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22608

[5] The British Museum, “Janu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term/BIOG58896

[6] Kore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and Justice, “Circumstanc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Unlawful Practices of Law (Ⅱ) — Focusing on the Reality of Corruption Committed by ‘Attorney-At-Law Retired From Public Offic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本文引用其研究方法與問題範圍，不將報告當時的韓國制度說明當成2026年現行法。
https://www.kicj.re.kr/board.es?act=view&bid=0029&list_no=12496&mid=a20201000000&nPage=25

[7] Hansoo Choi（2021）,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Revolving Door Attorneys in South Korea’s Judiciary,” Kor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8(2), 155–191. DOI: 10.46758/kjle.2021.08.18.2.155。本文依可查得摘要整理，未宣稱已複核原始資料。
https://www.kci.go.kr/kciportal/ci/sereArticleSearch/ciSereArtiView.kci?sereArticleSearchBean.artiId=ART002751555

[8] 全國法規資料庫，《律師法》第28條。注意部分其他條文另有施行日期，不影響本文所引用的第28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20006

[9] 法務部所屬機關公開之《法官倫理規範》文本，第2、3、7、15條。
https://www.tpi.moj.gov.tw/media/152152/791914505745.pdf?mediaDL=true

[10] 全國法規資料庫，《法官法》第13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