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與王陽明對儒學的貢獻
作者：陳銀欉 先生
從「天下」到「良知」：
范仲淹與王陽明對儒學的雙重推進
在儒學歷史的長河中，范仲淹與王陽明分別站在兩個關鍵轉捩點：
一位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士人立下公共倫理的天際線；
一位以「致良知、知行合一」把道德主體性推回到每個人的心中。他們的思想與行動，一外一內、相表裡，既回應了時代危機，也把儒學從「朝廷附庸」與「書齋學問」中解套，開出公共責任與內在自覺兩條並行的現代路徑。
本文嘗試以「天下責任」與「良知自覺」為核心對讀兩人貢獻，並對今天的教育與公民社會提出啟示與重新審視。
一、范仲淹：把士人從「附庸」推向公共倫理的擔當
北宋名臣范仲淹是一位精通儒家思想，德業並重，高風亮節之政治家。
在政治上，他以敢言直論、無畏時議，聞名朝野。
尤其在慶曆三年，任參知政事時，領導北宋的第一次改革運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在慶曆六年，撰寫「岳陽樓記」所留下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成為激勵士大夫、千古傳頌的名句。
在軍事上，他領兵鎮守及經營西北邊陲，抵禦西下的侵略，確保了國家和人民的安全。
在教育上，他畢生提倡教育興建學校，獎掖儒士，提攜後進，促成了當時儒學的復興，理學的發展。
范仲淹的偉大，不只是一句名句，而是將士人角色從「工具人」拔升為「公共人」。他在〈岳陽樓記〉中提出的情感範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把儒者關懷的半徑從君臣之間推擴至「天下蒼生」，將道德情操與國計民生相連，賦予士人以「公共責任」的元敘事。
這種解讀也見於當代論述對范文的評析：〈岳陽樓記〉不僅是山水遊記，更是政治倫理宣言，強調領導者與士人應以天下為己任，兼具人文情志與天人合一的視野。
更重要的是，范仲淹不是只有文學宣示，他以「慶曆新政」把倫理轉化為制度：
主張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覃恩信等，企圖清吏治、振科舉、正風紀，把「先憂」具體化為有操作性的治理方案。這些改革要點在史料與後設介紹中均可見其綱領性強調吏治與公平。
范仲淹還開創了民間公益的制度模板——范氏義莊。他在蘇州以族田收益扶助族內貧弱、救濟急難、助學葬嫁，為後世宗族公益與「家族信託」式的公共資產管理開風氣之先；
相關研究將之視為中國慈善史上持續最久、影響最廣的範式之一。
范仲淹的貢獻，是將儒家從「內在德目—外在依附」的老問題，轉化為「以制度承載的公共倫理」。他用文心確立價值地平線，用新政與公益將價值落地，為士大夫畫出可踐履的公共路徑。
范仲淹的貢獻涵蓋了政治改革、軍事防禦、教育興辦、文學成就等諸多領域，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他發起的「慶曆新政」，主張「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以及在軍事上鎮守邊疆、在地方發展上興修水利、創辦學堂，為後世士人樹立了高尚的典範。
1.政治改革與文學精神
慶曆新政：
在仁宗時期，范仲淹提出「答手詔條陳十事」，推動了一系列政治改革，雖然最終失敗，但喚起了宋代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在《岳陽樓記》中，范仲淹描繪了這一千古名句，表明了他憂國憂民、心繫社稷的崇高志向。
文學：
他是北宋文學的代表人物，詞作風格蒼涼豪放，如《漁家傲》等，至今仍為人所傳誦。
2.軍事與地方建設
邊疆防務：
他曾領兵鎮守西北邊陲，抵禦外敵入侵，確保了國家和人民的安全。
興修水利：
在擔任地方官員時，他大力推動水利建設，促進農桑，對江南地區的發展貢獻巨大，這項政績甚至延續到王安石變法時期。
辦學興學：
他提倡教育，獎掖後進，在蘇州等地興辦學堂，促成了儒學的復興與理學的發展。
3.對後世的影響
士人風範：
范仲淹以其清廉、奮不顧身的品格，以及憂國憂民的情懷，影響了當時的許多士大夫，樹立了一個「矯厲尚風節」的典範。
思想傳承：
他在地方積累的農桑水利經驗，後來被推廣到全國，而其教育主張和對後進的提攜，也對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王陽明：把道德權威還給心，讓知與行再度合一
若說范仲淹為儒學打開「外王」的公共理路，則王陽明則在「內聖」處重修地基。他以「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為核心命題，對抗程朱理學外向的「格物窮理」之偏，把道德判準由「客觀理則」回歸到「良知之覺」。
在王陽明處，「知」若不生行，即非真知；行中自有知，兩者不可拆解。這一逆轉，既是對朱子學方法論的批評，也是對儒家實踐學精神的復興。標準學界綱要與專條對此有系統論述，並將王氏置於宋明理學第二高峰。
王陽明更以生平踐履為其學說背書：他兼任文臣、武將，撫平叛亂、整飭地方，將「良知」作為情境中的行動指南，而非書齋的抽象原理。近期的學術討論也進一步闡析其「心即理」「無事於外」等命題所含之形上學意涵：心並非純主觀，而是富含普遍性與實踐指向的「道心」。
教育層面上，王學把學習的重心從「外在知識的堆疊」轉到「道德覺醒與行動的統一」，因此經典教材常以「若依知行合一辦學，教育會變成什麼樣？」引導討論——教學設計強調在做中學、在責任中學。
王陽明的貢獻，是把道德權威從「理」回歸「心」，從「知」返回「行」，使儒學重新獲得行動倫理的內燃機。
王陽明心學，又稱陽明學或王學，是明代大儒王陽明（王守仁）創立的儒家學說，核心觀點為「心即理」與「知行合一」。
該學說認為最高道理不需外求，可從自身心中獲得，並強調良知人人皆有，透過「致良知」能自我修養，使凡人也能成聖。
心學破除了程朱理學的禁錮，強調個體價值與人性修養，對中國乃至東亞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
心即理
王陽明主張最高道理（理）存在於人心之中，不需向外探求，一切道理皆由「心」所生。
這與強調從外界事物窮理的朱熹理學有所不同。
知行合一
這是心學的另一關鍵理念，指出知識與行動不能分離。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有知必有行，有行必有知。
致良知
人人心中都有良知，致良知就是將這種內在的良知發揮到極致。
透過致良知，可以克服私欲，恢復天理，使人達致聖賢的境界。
思想影響
1.解放個性
心學提倡「人人皆可成堯舜」，強調個體良知的價值，打破了傳統社會對階層與知識的限制。
2.思想解放
心學的出現為被朱熹理學禁錮的社會注入了活力，提升了人們的自我意識和精神生活。
3.廣泛傳播
王陽明的心學不僅在中國流傳，也對朝鮮半島和日本等國家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4.繼承者與發展
王陽明的學說得到許多學生的繼承，其中泰州學派更是將其推向極端，強調「心外無理」、「心外無物」。
5.其他代表人物：
受王陽明思想影響的還有明朝晚期的李贄、徐階、張居正等，他們從不同角度發揚了心學的思想。
三、互補式的推進：外王之責 × 內聖之學
把兩人放在同一視域，會看到一個「由外而內、由內而外」的循環：
1.價值起點：范仲淹提出士人應以「天下」為念，錨定了公共倫理的方向；
王陽明則指出此倫理的能量源在「良知」，提供了行動的內在動力。
2.方法論：范仲淹強調制度、責任與長期公益安排（新政與義莊）；王陽明強調反身覺照、去除私慾、當下踐履（致良知、知行合一）。二者一外一內，相輔相成。
3.對儒學的修補：有評者指出早期儒學較少觸及宇宙生死等形上議題，而佛學在此見長；宋明之際，儒家一方面由周敦頤等重建宇宙論（太極圖說），另一方面由范仲淹與王陽明分別補強公共倫理與主體道德的兩翼，拓寬儒學的適用向度。
四、對當代的三項啟示
1.公民教育：把「先憂後樂」轉譯成能力與制度
在課程與校園治理上，「先憂後樂」不應只是朗誦的格言。它可以落實為：參與社區志業（服務學習）、建立學生自治的責任分工、以透明評量與公開審查抑制「僥倖」與「裙帶」——這些恰與范仲淹的吏治思路同頻。
2.品格教育：把「致良知」落地為行動設計
王學提醒我們：不行不知。教師可把倫理議題轉化為「行動研究」：例如校園減塑方案、誠信考試規約的自我管理，讓學生在做中練習從良知出發的判斷力，縮短「知道」與「做到」之距離。
3.公益治理：以義莊精神更新非營利機制
在社會創新上，可借鑑范氏義莊：把資產治理（如信託、基金會）與公益目的（扶幼助學、濟急）捆綁，建立透明的規章與責任機制，確保公共資源跨世代持續。這是將傳統智慧轉譯為現代公益基礎設施的典型案例。
五、可能的誤解與釐清
1、范仲淹只是文學家？
事實上，他以制度改革與公益實踐支撐其倫理主張，遠超文采之美。
2、王陽明等於「主觀唯心」？
近年的哲學研究指出，王學的「心」並非狹義主觀，而具普遍規範性與行動指向，不能簡化為個人好惡。
3、兩人路數迥異、不可相通？
相反地，他們正好補成「價值—制度—主體—行動」的閉環：范仲淹定位公共價值與治理路徑；王陽明提供主體覺醒與行動方法，兩端一接，儒學重獲現代生命力。
六、結語
把經典變成動詞
重讀范仲淹與王陽明，我們看到儒學既能是制度的建設者，也能是心靈覺悟的發動機。
前者教我們「如何把在乎變成制度」，後者教我們「如何把知道變成行動」。
當公共倫理與主體良知彼此迴路相通，儒學不再只是書本上的古意，而是可被日常啟用的動詞。
今日的任務，是把「先憂後樂」落成制度，把「致良知」化為行動；讓每一次公共選擇與個人抉擇，都能同時對得起天下與良知。
《范仲淹與王陽明，現代文明的雙重支柱》
如果說現代文明的核心，在於「公共責任」與「個人自由」的平衡，那麼范仲淹與王陽明，正好提供了新儒學式的雙重支柱。
范仲淹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奠定了公共倫理的根基。他告訴我們，文明不只是科技的繁榮或制度的複雜，而是能否培養一群願意為社會承擔責任的人；這一點，在今日強調公民社會、公共治理與社會信任的時代，仍是不可或缺的核心。
王陽明則以「致良知、知行合一」，重新界定了自由與行動的意義。他提醒我們，文明不是外在規範的堆疊，而是每一個人能否在內心深處喚醒良知，並在生活實踐中踐履。當代強調人權、自主與倫理選擇的價值觀，正可在王學的思想裡找到深厚的文化基礎。
兩人的貢獻，一外一內，一在制度與社會責任，一在心靈與行動自覺，構成了現代文明不可或缺的兩翼。當我們談「現代化」時，不應只想到科技與經濟，更應思考如何讓公共倫理與內在良知並行，讓制度有靈魂，讓自由有責任。
因此，范仲淹與王陽明並不只是儒學史上的兩座高峰，他們所代表的，是對「現代文明」最深刻的詮釋：
文明，不僅是建設與制度的成就，更是責任與良知的實踐。
教育界的園丁
陳銀欉 整理
2025-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