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中華文明在台灣： 從傳統文化到21世紀的價值重生
作者：陳銀欉 先生
台灣與中華文化的命運交織——從百家爭鳴到「文化中華」的再思考
一、先秦諸子：思想自由的黃金時代
中華文化的偉大，不在於單一的聲音，而在於多元的並存。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正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活水，儒、道、墨、法、名、陰陽，各家思想互相辯難，形成了開放而生機勃勃的思想生態。
這個時代的核心價值，不是「一致性」，而是「多樣性」。
思想因爭辯而生長，文化因包容而茁壯。
然而，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以法家為治國根基，焚書坑儒、定於一尊，雖然成就了政治大一統，卻也扼殺了思想的自由空間。
中國自此走上「專制—法統—道統」的長期結構，這是中華文明的一次巨大斷裂。
二、專制與「定於一」的文化困境
中國歷史上的專制文化，常以「大一統」為最高價值。政權強調「法統」、「正統」、「道統」，其本質就是「定於一」——壓制多元，要求一致。
英國思想家 John Stuart Mill 在《自由論》中就曾尖銳指出：強求一致性正是中國長期停滯、不進步的根本原因。當社會無法容納差異，思想被納入單一框架，創造力與批判精神必然凋零。
這種體制性的缺陷，也成為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盛世—崩潰—再統一」的循環宿命。
三、台灣新儒家與「文化中華」新工程
1949年後，兩岸文化發展走向分歧。在中國大陸，「批孔揚秦」與文化大革命徹底摧毀了中華民族傳統儒家。
在台灣，國民黨政權則將儒家納入國家意識形態，成為鞏固中華文化統治的工具。
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儒家學者出現了兩條路線。
（一）杜維明與「文化中國」論
杜維明早年在東海大學受自由學風薰陶，後赴美哈佛大學發展，提出「文化中國」論。這一論述試圖把儒家轉化為跨國文化身份，並最終與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體系發生連結。
換言之，杜維明的學術工作，已超越純粹的思想研究，而成為一種「文化政治工程」。它提供了一個宏大敘事的依附，但卻缺乏對權力的批判。
（二）余英時的另類路線
與杜維明不同，余英時強調與「台灣新儒家」切割。他自承並非「中國新儒家」，而是思想史研究者。他將儒家放在歷史脈絡中加以考察，避免被「道統」話術吞沒。
余英時代表的是「國際漢學」與「近代思想史」的學術路線。他不塑造文化政治身份，而是保持批判距離，維護學術純粹性。這條路雖然與現實文化社群疏離，但卻保存了思想的批判力。
四、戰後台灣的人文教育與文學社群
除了新儒家學者，戰後台灣還出現了另一種「軟性的文化傳播網絡」。
（一）詩社與青年刊物
「三三集刊」與「神州詩社」雖然沒有國家資源，卻在青年中創造了「中華文化共同體」的氛圍。在白色恐怖下，這些刊物成為文學練習場與言論出口。
這些文學社群並非宏大敘事的建構者，而是情感共同體的提供者。它們在無形中延續了「中華文化正統」的想像，但也迴避了對現實的直接批判。
（二）人格化的文化話術
同時，毓鋆、蔣勳等文化名人，則以「人格魅力」吸引追隨者，形成江湖式的文化權威。這種文化模式更多依賴表演性，而缺乏學術的嚴謹與社會的批判。
五、心理劇：威權時代的文化防衛
從心理學角度看，戰後台灣的人文教育與文化發展，其實是一場「集體心理劇」。
•杜維明式的「文化中國」 → 一種「內攝」（introjection）：將失落的權威父親，轉化為文化道統的再認同。
•詩社與刊物 → 一種「補償」與「昇華」：透過文學遊戲，緩解焦慮與無力感，卻逃避現實批判。
•人格化文化權威 → 一種「依附」：透過崇拜文化明星，尋找精神寄託。
•余英時式的學術路線 → 一種「情感隔離」：抽離情感，保護學術純粹性。
這些不同的文化表現形式，都是知識人在威權環境下的防衛方式。
六、台灣作為中華文化遺產的繼承者
經過二十世紀的激烈動盪，中華文化在大陸經歷斷裂與重建，而在台灣卻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下來。儘管存在種種矛盾與不足，但台灣仍保有思想自由、多元並存的空間。
這正是先秦百家爭鳴精神的再現。
在21世紀，當中國大陸仍陷於「定於一」的專制文化時，台灣卻展現出「多元包容」的民主自由社會制度。這意味著：真正的中華文化精神——自由、多元、批判、創新——其實已經在台灣找到新的落腳處，這是繼日本之後，新的發展模式。
七、文化自信超越民族主義
台灣今日的責任，不只是政治上的民主實驗，更是文化上的中華文明承擔。
我們要有一種新的文化自信：
•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也不是權威式的道統重建，
•而是源自先秦以來的「百家爭鳴」精神。
《真正的中華文化在台灣！》
21世紀文明的核心價值體系，也可能從台灣出發。
唯有當我們敢於批判、勇於創新，並在多元中追求共存，中華文化才不會只是歷史的遺產，而能成為未來人類文明的重要資源。
《21世紀文明核心價值與中華文化自信》
一、21世紀文明的核心價值
21世紀的人類文明，已逐步從「工業文明」邁向「知識文明」與「價值文明」。
其核心特徵可以歸納為：
1.自由與多元 —— 尊重差異，保障思想與言論空間。
2.包容與尊嚴 —— 接納文化差異，重視人權與人格價值。
3.永續與共生 —— 注重生態平衡，追求地球共同體的責任。
4.理性與批判 —— 強調公共理性、科學精神與制度反思。
5.創新與超越 —— 鼓勵創造力，打破傳統藩籬，持續自我更新。
這些價值，是全球共通的文明方向，也是各國文化在新世紀中能否發展的關鍵。
二、中華文化的自信核心主軸
中華文化要在21世紀展現自信，不是依賴「民族主義」或「大一統」的古老封建社會論述，而是要回到自身傳統中能與現代文明對話的價值基礎：
1.和而不同（多元共存）
•《論語》：「君子和而不同。」
•中華文化最可貴的不是統一性，而是容納多樣性的能力。
這與21世紀「多元社會」的文明核心高度契合。
2.仁愛為本（人性尊嚴）
•儒家的「仁」、佛教的「慈悲」、道家的「自然無為」，共同強調人與人、人與世界之間的和諧。
•這正與今日國際社會強調的人權、尊嚴、和平精神相呼應。
3.天人合一（永續共生）
•中華文化早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強調自然與人類的互動平衡。
•這與21世紀的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理念完美銜接。
4.自省與修身（理性反思）
•「吾日三省吾身」展現了中華文化的自我反省精神。
•在現代，這成為公共理性、制度批判與社會責任的重要基礎。
5.生生不息（創新超越）
•易經強調「生生不息」，文化本質是流動、創新，而非僵化。
•這與21世紀知識社會的「持續創新」高度一致。
三、台灣如何奠定中華文明的基礎
台灣在自由、多元的社會制度中，正好能成為21世紀中華文化再生的實驗場：
1.制度環境的保障 —— 台灣擁有民主制度與言論自由，能讓中華文化在多元討論中不斷自我更新。
2.文化多樣性的融合 —— 台灣兼具閩南、客家、原住民、外省族群與新住民文化，正體現「和而不同」的精神。
3.教育的開放性 —— 台灣教育正在重視批判思考與創新，讓學生在中華文化基礎上，能與世界價值對接。
4.國際交流的橋樑 —— 台灣可以把中華文化以「文明共享」而非「民族壟斷」的方式，推向國際。
四、文化自信超越民族主義
21世紀的中華文化自信，不是來自「復古」或「國族主義」的高舉，而是來自於：
•在自由制度中展現多元，
•在人權尊嚴中重塑仁愛，
•在永續發展中實踐天人合一，
•在批判思維中延續自省精神，
•在創新突破中活出生生不息。
台灣的價值，不是中華文化的「備份」，而是中華文明在21世紀的「活版」——真正能呼應人類文明核心價值的更新版。
《世界的中華文明在台灣》
一、歷史承繼：從中國到台灣的文化遷徙
1.戰亂與斷裂
中國自清末以來歷經內憂外患，尤其是20世紀以來的戰亂、共產革命與文化大革命，使中華傳統文化遭到重創。
焚書坑儒之後，秦以來的「專制大一統」多次重演，造成思想壟斷，打斷了自由多元的文化脈絡。
2.台灣的保存角色
隨著1949年國共分裂，大量知識人、典籍、制度傳承來到台灣。
台灣在民主化之前雖有威權箝制，但仍保留較完整的語言、經典教育，以及民間生活中的禮俗與倫理。
對比中國大陸的文化斷層，台灣成了「中華文化活的保存庫」。
二、文明轉化：從「民族國家」到「普世價值」
1.脫離民族主義的狹隘
中華文化在歷史上常被綁在「王朝正統」與「大一統」的框架下，導致它被權力利用，失去自由精神。
台灣經歷民主轉型，逐步把中華文化從「民族主義的工具」轉化為「普世文明的資源」。
2.與21世紀文明核心對接
• 和而不同 → 對應多元與包容
• 仁愛為本 → 對應人權與尊嚴
• 天人合一 → 對應永續與生態文明
• 修身自省 → 對應批判理性與公民責任
• 生生不息 → 對應創新與全球化
台灣讓中華文化從「民族國家」的附庸，升級為能與世界對話的「文明資產」。
三、人性價值實踐：台灣的文明現場
1.民主制度中的中華文化
台灣證明了「中華文化並不與民主衝突」。
公民社會裡的禮讓、社群中的互助精神，展現了儒家倫理的新生命。
2.多元社會中的文化融合
閩南、客家、原住民、外省、新住民交織，讓中華文化與其他文明互動，真正實現「和而不同」。
3.國際舞台上的文化橋樑
台灣能以「文明共享」的姿態，將中華文化重新詮釋給世界，而不是以「文化霸權」或「國族統治」的形式出現。
例如，台灣的藝術、電影、文學，都把傳統文化元素融入現代語境，成為世界理解中華文明的新窗口。
四、21世紀世界漢學在台灣
余英時是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也是一位享譽國際的史學大師。
他的研究涵蓋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並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詮釋中國傳統文化。
唐獎基金會為紀念他，設立了「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旨在鼓勵年輕學者在漢學及人文學領域深耕。
2024年，第6屆唐獎漢學獎得主為歷史學家許倬雲教授。
他以其對中國歷史的深刻研究和對漢學的貢獻而聞名，尤其以將社會科學方法融入歷史研究而著稱。
許倬雲教授也是首位獲得唐獎漢學獎的台灣出身得主。
許倬雲教授的成就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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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學術造詣:
許倬雲教授的研究領域廣泛，涵蓋中國上古史、中國文化史、中國通史等，並以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和獨特的視角，對中國歷史和文化進行深入的研究和闡釋。 -
將社會科學方法融入史學:
許倬雲教授是將社會科學方法引入歷史研究的先驅，他將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應用於歷史研究，開創了新的研究途徑，對漢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強調文化的包容與交流:
許倬雲教授的通史著作，特別強調文化的包容性與交流，以及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定位，展現了他對國家、民族及全人類的深切關懷。 -
桃李滿天下:
許倬雲教授長期在台灣大學和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培養了眾多優秀的學生，對台灣和國際學術界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
捐贈獎金，設立獎學金:
許倬雲教授將唐獎獎金全額捐贈，與夫人孫曼麗女士共同設立「許-孫獎學金」，用於資助人文學領域的博士生，鼓勵年輕學者投入漢學研究，展現了他對學術發展的重視和對後輩的提攜。
許倬雲教授的獲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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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其學術成就:
獲得唐獎漢學獎是對許倬雲教授學術成就的高度肯定，也彰顯了他在漢學研究領域的卓越貢獻。 -
提升台灣學術地位:
許倬雲教授作為首位台灣出身的唐獎漢學獎得主，也提升了台灣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力。 -
激勵後進，推廣漢學:
許倬雲教授將獎金捐出設立獎學金，將激勵更多年輕學者投入漢學研究，推動漢學的傳承與發展。
簡而言之，許倬雲教授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他不僅在學術上取得了卓越成就，還積極推動漢學研究，並以實際行動支持年輕學者，為學術界樹立了典範。
21世紀世界漢學在台灣，主要呈現以下幾個重要面向：
1.漢學與東亞文化的緊密連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東亞文化與漢學中心」於2011年成立，強調漢學與東亞文化的密切關係，並將研究焦點放在跨文化視域下的儒家倫理，推動東亞儒學的新議題與新意義，並積極培育青年儒學人才，使漢學與現代社會接軌。
2.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與國際交流
國家圖書館自2011年起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並開始舉辦「臺灣漢學講座」，透過與世界各地著名大學和學術單位合作，推廣臺灣在漢學研究上的學術能量，並成為國際學術交流的重要平台。這些講座在全球多國舉辦，促進海內外漢學研究成果的交流，加深臺灣與國際漢學界的連結。
3.漢學作為跨國學術傳承與現代意義
漢學在21世紀因其經濟與戰略意義被世界多所大學作為專業科目，臺灣的漢學研究不僅注重文化傳承，也強調與現代社會的融合與反思。例如美國著名漢學家裴德生指出，漢學中孔孟與王陽明的思想重點在於做人處事的道理，具有當代人類可借鑑的價值。
4.臺灣作為東亞漢學研究樞紐
臺灣地處東亞區域中心，成為漢學研究的關鍵樞紐。漢學研究名家如楊儒賓教授，在臺灣推動東亞漢學的跨國交流，利用學術展覽和研究成果，促進臺灣漢學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21世紀的臺灣漢學不僅在本土文化保存和研究扮演重要角色，更透過國家圖書館及各大學的努力，積極與國際學術界接軌，推動跨文化對話與研究合作，使臺灣成為世界漢學不可忽視的重要基地。
五、結論
世界的中華文明在台灣
中華文明不是血統的專利，不是政權的專屬，而是一種歷經數千年的文化積澱。
在21世紀，誰能把它與「自由、多元、尊嚴、永續」等人類文明核心價值結合，誰就是真正的承繼者。
台灣的歷史承繼、文明轉化與價值實踐，正使它成為「世界的中華文明」的活版——不僅保存傳統，更讓中華文化在全球文明語境中煥然再生。
21世紀的中華文明在台灣呈現如下幾個重要特點：
1.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化與研究
台灣在21世紀積極推動中華文明的現代研究，強調將傳統文化與現代價值觀結合。
例如，舉辦研討會探討「中華文明的21世紀新意義」，促使中華文化在現代社會中帶來新的啟示及實踐價值。
2.文化保存與傳承的重視
台灣高度重視中華文明的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利用，透過博物館、圖書館、文化活動等多元途徑，將華夏傳統文化傳承給新一代，並提升公眾的文化認同感和自覺。
3.中華文明與東亞文化的連結與互動
台灣作為東亞文化的重要一環，將中華文明置於東亞文化脈絡中，強調文化交流和跨地域的互動，推動漢學研究與東亞文化的融合發展。
4.中華文明的國際推廣與交流
透過國際學術平台和文化交流活動，台灣積極向世界展示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及當代價值，包括國家圖書館和大學舉辦的國際漢學講座，促進中華文明在全球的理解與認同。
5.中華文明中的道德與哲學思想應用
中華文明中的儒家倫理、道家智慧等哲學思想，在台灣被視為引導社會倫理、個人修養與國家治理的重要資源，這些傳統智慧被重新詮釋並應用於當代生活及政策制定中。
總結來說，21世紀台灣的中華文明既是歷史文化的延續，也積極面向現代和國際，成為文化傳承、學術研究、社會實踐和全球交流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教育界的園丁
陳銀欉 敬述
2025-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