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學校統一管理手機政策之利弊得失： 在紀律與自主之間尋找平衡點
作者：陳銀欉 先生
教育部近日宣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即將修正，最快於今年9月開學全面實施高中以下校園的「統一管理手機政策」。此舉雖旨在協助學生建立正確使用習慣、降低數位風險，卻也再度引發對教育管制與學生自主之間界線的討論。
一、政策初衷：管理非禁用，導正數位習慣
教育部強調，此政策並非「全面禁止」學生攜帶手機，而是透過集中保管與彈性應用，避免學生在課堂上沉迷於社群媒體、遊戲、甚至是網路霸凌等風險場景，導正學習場域中科技設備的合理使用。
政策背後的邏輯，與目前全球多數教育系統趨同：從自由放任走向有限管制，特別是在青少年階段，教育體系有責任介入學生對科技的使用習慣，防止其演化為長期依賴與注意力分裂的模式。
二、潛在正面效益：重建專注力與師生關係
統一管理手機政策若落實得宜，確有以下幾點潛在效益：
1.提升學習專注力：排除手機干擾有助學生專注課堂內容，回歸基本學習節奏。
2.改善同儕互動品質：減少虛擬交流，強化實體人際互動，有助建立更健康的校園文化。
3.教師權威與教學秩序重建：手機不再成為課堂管理的最大敵人，有助於教師回歸教學核心。
4.數位素養教育轉向正軌：從放任使用轉為有意識、有引導的數位行為教育。
三、隱含問題與風險：自由、自主與信任的拉鋸
然而，從政策設計與實施面觀之，亦存在不少隱憂與爭議：
1.學生自主權的相對壓縮：對於已具有判斷能力的高中生而言，全面集中保管手機或被視為不信任與過度干預。
2.特殊需求處理的模糊性：所謂「彈性處理」需經師長同意，但缺乏明確標準，可能造成行政上的模糊與不公平。
3.對家庭聯繫的影響：在突發狀況中，若聯繫管道僅限於學校同意，恐造成家庭與學生間即時溝通障礙。
4.政策落地的多樣性與執行差異：各校條件不同，集中管理是否能公平落實？仍須考驗學校行政能力與資源配備。
四、板中事件的前車之鑑：校園民主與集體記憶
板橋高中學生因反對新任校長劉淑芬擬推動手機收繳政策，於校慶園遊會懸掛抗議布條，事件引發輿論熱議。如今中央政策一出，全國實施「統一手機管理」，讓原先抗爭顯得無所適從。
此事件折射出台灣校園中長期以來對於「民主參與」與「教育權威」的張力。學生要求「自由不打壓」，反映的不只是反手機管制，而是對教育決策透明度與參與感的渴望。若教育政策施行未能善加說明或聆聽學生聲音，恐導致更多對立與冷感。
五、未來方向：在紀律與自由間找到教育的中庸之道
手機的問題，不只是硬體保管的技術問題，更是教育哲學的試金石。真正理想的情境，並非「手機統一收繳」或「完全放任自由」的兩極選項，而是如何透過對話、信任與規範，引導學生自覺節制、理性使用。
建議教育部未來應：
1.強化學生參與政策制定機制：透過學生會、家長會、教師會三方討論，因地制宜制定細緻的管理辦法。
2.推動數位素養教育深化：手機管理不應止於「收走」，而應透過課程設計強化判斷力與責任感。
3.開放彈性制度試辦：例如設立「數位自律班級」作為模範，測試在學生自主管理下的成效。
4.強化政策溝通與輿情管理：避免片面推動造成誤解與對立，需有透明、溝通與共識建構的過程。
《科技是鏡子，映照我們的教育哲學》
在AI時代，教育不應只是防堵科技對學生的影響，更應帶領他們學會與科技共處。
手機收納政策是一步，但如何走得更遠，端看我們是否能真正理解「管制的目的，是為了更大的自主」。
我們不只是在管理手機，而是在管理未來世代的自由與責任。
《從手機管理走向真正的自主學習》
從這項「統一手機管理政策」的推行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出，教育正面臨一場深層的覺醒：
我們已無法再以過去「命令與服從」的邏輯來治理數位世代的學生，而必須轉向「理解與共創」的教育新路徑。
手機問題只是表象，它反映出的是：
當代教育正站在一個轉捩點上，迫切需要重新思考「紀律、自由、責任、自主」等核心價值的關係。
真正的教育覺醒，不是從「收走手機」開始，
而是從讓學生參與決策、培養數位公民素養、建立自我管理能力做起。
唯有讓教育回歸信任與對話，才能在科技快速變遷的時代中，
培養出真正能夠面對未來、引領未來的一代新人。
這不只是手機管理的問題，這是教育靈魂的再度省思與重生。
《防範高中學生的「手機症候群」》
防範高中學生的「手機症候群」（Smartphone Syndrome），需從教育、制度、家庭與社群文化多面向出發，結合預防性與教育性策略，以下是從教育專業角度整合的五大策略方向與對應做法。
一、教育介入：建立數位素養與自律能力
- 開設「數位公民素養」課程
•教導學生辨識網路成癮、假訊息、網路霸凌等風險。
•培養自我控管、資訊檢核與正向使用手機的能力。
•搭配班級導師制度，進行實際案例討論與反思。 - 引導學生自我記錄與反思使用行為
•可設計「手機日記」或「數位生活紀錄表」，讓學生觀察自己的手機使用時間、情境與情緒反應。
•推行「每月一週數位減壓挑戰」等活動，引導學生體驗無手機的可能性與好處。
二、制度設計：校園空間與時間的分區使用
- 設置「數位緩衝區」與「數位解放時段」
•在學校中劃定明確的手機禁用空間（如教室、實驗室）、可使用區域（如休息區、午休室）。
•明確界定學習時段與休閒時段的手機使用規則，培養「適時使用」的習慣。 - 採用智慧科技工具輔助控管
•使用 WiFi 限定、教學用APP、螢幕時間監控軟體，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任務。
•協助教師掌握學生使用情形，設計互動性強、依賴度低的教學媒介替代手機功能。
三、家庭參與：數位教養與親子對話
- 親師生共同制定「家庭數位使用公約」
•教育部或學校可提供公約模板，由家長與學生共同制定家庭手機使用規範。
•鼓勵親子對話，共同討論使用時間、內容與必要性，而非單向命令或禁止。 - 家長數位素養提升工作坊
•定期辦理「家長數位陪伴力」課程，培養家長辨識數位成癮、情緒依賴、社群焦慮等現象的能力，讓家長成為有效的引導者而非控制者。
四、心理支持：處理成癮背後的心理依附
- 導師與輔導室合作追蹤高風險學生
•針對過度依賴手機的學生進行個案追蹤，評估是否存在焦慮、人際孤立、自尊低落等深層心理因素。 - 建立「數位自癒空間」
•提供靜心練習、身心舒壓、藝術治療等替代性活動，讓學生在焦慮或空虛時有其他寄託，而非無意識地滑手機。
五、文化營造：打造無手機文化與公共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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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手機以外的快樂體驗」活動
•舉辦運動會、露營、志工活動、桌遊社等實體互動型社團與競賽，營造線下連結的價值與樂趣。 -
全校推動「無手機日」或「數位減壓週」
•鼓勵全體師生與家長參與，透過學校儀式化行動，創造正向示範與校園文化改變。
不是「管手機」，而是「教生活」
手機症候群背後，反映的是學生對於「情緒調節、自我定位、社會歸屬」的需求。真正的防範之道，不在於禁止，而在於教導：
教他們怎麼生活，而不是怎麼依賴手機。
因此，學校政策不應只是收走手機，更應轉向以教育為核心的風險治理策略，結合家庭、學校與社會三方，共同培養數位時代下的自主學習者與健康生活者。
結論
高中教育去風險化與風險治理的交錯路徑
評析教育部統一手機管理政策的可行性
德國社會學者Ulrich Beck所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中，現代社會愈來愈不以資源分配為主要矛盾，而是圍繞「風險的預防、分配與治理」展開新的治理模式。
當前教育部針對高中以下校園實施「手機統一管理政策」，即是在面對科技變遷下教育風險結構轉型所做出的制度性回應。
一、風險社會下的教育新焦慮
手機雖是個人私有財產設備，卻深刻改變了校園生態：
1.一方面成為資訊學習與自主學習的工具；
2.一方面亦潛藏沉迷、霸凌、分心與虛擬人際的風險。
這些風險不再源於自然，而是源於制度選擇與科技內建的不確定性——正如Beck所說：「現代性製造的風險必須透過反思性治理來化解。」
二、政策的可行性與國際比較
在全球風險治理語境中，不同國家對「手機入校」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值得借鏡與反思：
國家：政策方向vs核心治理邏輯
1.法國：全面禁止手機入校vs去風險化為主，視手機為干擾源
2.新加坡：控管使用時段與場域vs結合教師指導與紀律教育
3.芬蘭：鼓勵手機融入課堂vs強調學生自治與數位素養能力
4.台灣（擬推政策）：統一管理手機（集中保管） vs防止過度干擾，兼顧應急使用的彈性
台灣此次政策從形式上接近法國模式，但實質上嘗試保有彈性調整空間，反映出台灣教育當局對學生人權、家長意見與教育風險的多元考量。
三、風險治理的三層次：
從「管制」走向「共治」
若以風險治理的視角審視本政策，其成功的可行性將取決於是否能從以下三層次逐步推進：
1.風險預防（Prevention）：透過統一保管機制，初步降低使用風險，具備制度門檻作用。
2.風險教育（Education）：導入數位素養課程、教師數位引導訓練，避免形式主義管理。
3.風險共治（Co-governance）：讓學生參與校園規範建構，培養自律能力與數位責任感。
若僅止於第1層，可能僅短期有效；能否邁向第2與第3層，將決定其可持續性與教育內涵。
風險教育是未來的關鍵素養
回應風險社會的教育挑戰，已不僅是如何「禁止」風險，而是要培養學生如何「與風險共處」。
台灣高中教育的轉型，正應從風險移除邁向風險治理，從命令管理走向自律自治。
手機政策或許只是教育治理的「試金石」，但其背後隱含的是一場更大的教育覺醒：
未來社會所需要的，不是被動接受禁令的學生，而是能在風險中做出智慧選擇的行動者。
從「教育去風險化」與「學習風險管理」
看手機政策的可行性
在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理論下，教育場域本身即是風險交織的系統。高中教育尤為關鍵，因其處於青少年向成年過渡的關鍵階段，風險來源涵蓋自我認同、數位行為、學業壓力、人際互動等層面。因此，當前教育部推動手機統一管理政策，從「教育去風險化」與「學習風險管理」的角度，確實具有一定的正當性與可行性。
一、去風險化的政策邏輯：建立安全學習場域
此政策的初衷即為降低學生在校內遭遇的數位風險，包括：
•沉迷手機導致學習效能下降、
•社群媒體引發的校園霸凌、
•不當資訊散播等潛在危機。
這些皆屬於可預測且可控的系統性風險，政府透過統一政策進行「風險移除」，具有一定的政策正當性。
二、學習風險管理的策略可行性：
從制度控制到能力培養
風險管理並非單一性「移除風險源」，而是強調「建立預警、干預、回應、復原」的整體機制。單靠統一保管手機僅屬於「預防策略」，若缺乏以下配套，恐流於形式主義：
•教師對數位素養的再教育，
•學生參與規範建構的民主實踐，
•家校社三方協同的監督機制，
•危機處理的應變與回應流程。
三、風險社會中的教育新課題：
教的是選擇，不是禁止
在風險社會中，教育不可能為學生消除所有風險，而是要培養他們「辨識風險、承擔風險與在風險中做出負責任的選擇」。
若政策過度傾向封閉式管理，將削弱學生自我管理與判斷的成長機會，反而在無手機約束的校外世界中暴露於更高的風險。
提升高中風險素養教育
因此，教育部手機管理政策在可行性上具備制度基礎，但其真正成功的關鍵，並非手機被「收起來」，而是學生能否學會「何時該收起來」。
政策未來應朝向風險素養導向轉型，結合課程改革、學生自治與學校治理創新，才能在去風險化與風險管理之間取得教育的最適平衡。
教育界的園丁
陳銀欉 整理
2025-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