潁川學探索「思辨，從問對問題開始」—— 從《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到 AI 時代的教育方式與自主判斷

  前言

我們從小被訓練回答問題：考試有題目，課本有答案，老師有標準。然而，離開考場之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往往連題目都尚未被正確提出。

選擇什麼教育？相信哪一種資訊？如何理解歷史？面對科技變革，應該積極投入，還是保留距離？
這些問題沒有一本解答手冊可以代替我們承擔。

當資訊愈來愈多，思考卻未必愈來愈深；當答案愈來愈快，判斷卻可能愈來愈倉促。教育因此面臨一項根本任務：使人有能力理解自己為什麼相信，也能辨認自己尚且不知道什麼。

「過去是學問，現在是問學。」這句話，可以成為今天教育轉型的一個入口。
學問提供理解世界的材料，問學使材料經過檢驗，逐步轉化為自己的見識。

一、一本「思辨」入門書，為什麼值得重新閱讀？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A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由 M. Neil Browne 與 Stuart M. Keeley 合著。出版社介紹與目錄顯示，本書以議題、結論、理由、語意、假設及證據等要素，協助讀者檢查論證，並注意推理錯誤、遺漏資訊與其他可能解釋。

「美國大學邏輯思考聖經」可以理解為推介語，不能據此推定它是所有美國大學共同指定的教材。對一本討論批判思考的書，我們也應先檢查介紹它的語言：稱譽是否有根據？它的價值是否能從實際方法中看見？

本文以本書公開介紹的思辨方向為起點，進一步提出教育與 AI 應用的延伸思考；以下案例、課程建議與潁川學連結，均為本文的分析，並非原書內容的逐章重述。
對教育工作者而言，閱讀此書可以從一個具體改變開始：當學生說「我覺得是這樣」，教師接著邀請他說明「哪些理由讓你形成這個看法」。
這一步，使表態開始走向思考。

二、問對問題，要先看見問題如何被設定

問題的問法，往往已經決定了答案能往哪裡走。
如果我們問：「AI 會不會淘汰老師？」討論很容易停留在恐懼與辯護。若改問：「哪些教學任務適合交由 AI 協助？哪些任務需要教師觀察、關係與責任承擔？」就能開始分析工作內容與教育目的。
如果我們問：「學生是不是愈來愈不用功？」便可能先把原因歸到學生身上。若問：「哪些課程設計讓學生只求交差？哪些評量使理解與努力得到回饋？」便能看見制度對行為的影響。
如果我們問：「傳統文化是不是落伍？」便把多樣的文化壓縮成一個整體。若問：「哪些傳統有助於尊重人、促進合作？哪些規範需要隨平等觀念與知識進展而調整？」就能進行具體辨析。
好的問題，有三個特徵：不急著預設罪責，清楚指出討論範圍，允許證據改變原先想法。
問對問題，也不保證立即得到唯一答案。它的作用，是讓探索有方向，讓分歧有機會被理解。

三、先分清事實、解釋、價值與決策

日常爭論常把不同層次混在一起。
「某校成績提高」，是需要查證的事實陳述；「因為使用新工具而提高」，是因果解釋；「提高成績最重要」，是價值排序；「因此全校都要採用」，則是行動決策。
這四步之間，每一步都需要額外理由。
即使成績確實提高，原因也可能包括課後輔導、學生組成或試題難度改變。即使工具具有幫助，學校仍須評估成本、適用科目、學生負擔及其他教育目標。
同樣地，「許多人認同」不能直接證明「內容正確」；「做得到」也不能直接推出「應該做」。
思辨教育可以從這種分層練習開始。請學生在文章旁標註：這句話在報告什麼？解釋什麼？重視什麼？要求我們採取什麼行動？
當層次清楚，討論就比較容易找到真正的爭點。

四、讓抽象詞語接受具體檢驗

教育論述裡，常見「優秀」「創新」「國際化」「公平」「適應未來」等詞語。這些詞語容易獲得掌聲，卻未必具有共同定義。
一所學校說自己重視創新，究竟是設備更新、課程改變，還是學生更能提出問題並完成作品？
一個政策宣稱促進公平，究竟是人人得到相同資源，還是讓不同處境的人獲得足夠支持？若資源有限，如何說明分配原則？
討論「成功」也一樣。收入、職位、健康、家庭關係、公共貢獻，可能呈現不同的人生面貌。若未先釐清標準，就容易把某一種成功當成所有人的義務。
清楚定義，不需要把人生化約成數字。它要求的是：使用一個重要概念時，願意說明自己指的是什麼，也承認其他合理理解的存在。

五、「查證證據」同時查證自己的期待

人容易要求反對者提出證據，卻把支持自己的消息視為理所當然。
因此，思辨必須有一項對稱原則：同樣的查證標準，也用來檢查自己喜歡的結論。
一項說法是否可信，可以先檢查來源能否追溯、資料是否直接相關、方法是否足以支持結論，以及有沒有其他獨立證據相互印證。

專家的意見值得重視，但仍須考慮專業領域、依據及不確定性。一位傑出的工程師，對教育倫理的看法仍需要理由；一位受尊敬的教師，對醫療問題的直覺也不能取代適當證據。

個人經驗則具有另一種價值：它能揭露問題、提供線索、呈現處境。然而，一個人的成功經驗，不能直接證明同一做法適合所有人。

教育工作者尤其需要記得：自己曾經克服困境，不代表每位學生都擁有相同條件。

分享經驗時，若能一併說明機運、支持與限制，故事才更能幫助別人，而不會變成責備別人的標準。

六、用一個虛構案例，練習從宣傳走向研究

假設某項教學方案宣稱：

「參與學生的成績進步百分之三十，因此所有學校都應全面採用。」

這是一則虛構練習，不能當成任何產品或研究的實際結果。
我們首先要問，「百分之三十」如何計算？若平均分數由五十分提高到六十五分，是增加十五分，相對增幅為百分之三十。若及格率由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五，則是增加十五個百分點。兩者衡量的事情並不相同。

接著，要問誰參加。是全體學生，還是自願參與者？中途退出的學生有沒有列入？如果只保留完成者，成果可能無法呈現全部參與者的情況。

再問比較的基準。有沒有程度相近的對照班級？兩組是否使用相近難度的測驗？教師投入時間是否相同？
即使結果可信，還要問測到了什麼。學生是熟悉題型，還是理解概念？短期表現提升後，能否保留並運用於新情境？

最後才進入政策：依現有證據，適合小規模試行、特定課程採用，還是已有條件擴大？
這樣的思考，能把一個過度確定的宣傳句，轉化為可以驗證、可以修正的教育方案。

七、理解不同立場，從說清楚彼此在乎什麼開始

許多爭論表面上是事實分歧，深處卻是價值排序不同。
有人重視效率，有人擔心弱勢被排除；有人強調自由，有人關注集體安全；有人主張保存文化，有人要求改變不平等的規範。
若把不同價值一律解讀成無知或惡意，對話就會迅速失去可能。

教師可以引導學生練習：先用對方願意接受的方式，說明對方的主張與理由，再提出自己的異議。這要求我們真正理解，而非挑選最容易反駁的一句話。
理解也不等於同意。對缺乏證據的說法，仍可指出問題；對侵害尊嚴的行為，仍應提出批評。但批評應盡量說清楚行為、依據與後果，避免用人格標籤取代論證。

公共討論的品質，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共同維護一些條件：資料可以核對，理由可以追問，錯誤可以更正，人不必因為提出異議就受到羞辱。

八、AI 時代提問之後還要安排驗證

把問題輸入 AI，得到完整回答，很容易讓人感覺探索已經完成。然而，文字的完整，與證據的完整，是兩件需要分別檢查的事。
在教育應用上，可以建立一個簡單流程。
先由學生自行寫出初步問題與判斷，再請 AI 提供不同解釋、反例及需要查證的事項。接著回到可追溯的原始資料，逐一確認關鍵主張，最後說明自己採用了哪些資訊、放棄了哪些推論，以及原因。

例如，研究某項歷史事件時，可以請 AI 協助列出可能的研究方向，但日期、人物關係及引文仍須查核。討論校務改革時，可以請 AI 整理方案，但真正的資源限制、師生經驗與執行責任，需要由當事人調查與協商。
也要避免把「請你反駁自己」當成完成驗證。同一系統產生正反兩套論述，仍可能建立在同一個錯誤前提上。

有用的提問可以是：
「這項結論最依賴哪個假設？如果假設不成立，建議會如何改變？哪些資料目前無法確認？」
人的主體性，就表現在願意追究這些問題，並為最後採取的行動負責。

九、思辨課程，應讓思考過程被看見

如果課堂只獎勵快速回答，學生就容易隱藏疑惑；如果評量只看最後成品，教師就難以知道理解是否真正發生。

一堂五十分鐘的思辨訓練課，可以安排如下：
時間	/學習任務	/應留下的成果
5 分鐘	/閱讀一段具爭議的短文	/個人的初步判斷
10 分鐘	/分辨主張、理由與重要用詞	/簡短的論證整理
10 分鐘	/查核一項關鍵證據	/來源與適用限制
10 分鐘	/提出另一種解釋或反例	/可檢驗的替代說法
10 分鐘	/形成有條件的結論	/支持程度及尚待查證處
5 分鐘	/回顧自己的改變	/修正了什麼、為什麼

教師可以依學生年齡調整資料難度。
高中階段適合從新聞、校園議題與生活決策開始；大學則可進一步結合研究方法、專業倫理及制度設計。

評分宜觀察問題是否清楚、證據是否適切、推論是否合理，以及學生能否回應反例。改變立場不必然代表進步，維持立場也不必然代表固執；關鍵在於是否充分回應新的理由。

教師也要示範一句話：「這個問題我還不能確定，我們一起找依據。」當權威能公開修正，學生才更可能把求真放在維護面子之前。

十、潁川學的問學方向：讓文化傳承具備自我更新能力

從潁川學重視的歷史、教育與文明責任出發，思辨可以幫助文化研究建立更清楚的方法。

1.首先，區分史料、傳說、記憶與詮釋。族譜呈現家族如何保存身分，地方傳說呈現社群如何理解自身，檔案與考古資料則能提供不同類型的證據。它們都可以研究，但不能因為情感珍貴，就自動視為同等確定的史實。

2.其次，說明比較的界線。古代家學與現代教育可以對話，宗族互助與公共福利可以比較，但歷史條件、成員資格及權利觀念不同，必須逐項辨明。

3.再者，讓文化理想接受公共檢驗。主張重視仁愛，就要問是否關照陌生人與弱勢者；主張重視誠信，就要問是否容許查證與更正；主張培育人才，就要問是否提供不同出身者公平發展的機會。

儒家反省、佛家觀照、道家對僵固成見的提醒，可以成為當代問學的思想資源。這種連結需要透過具體文本與概念逐步建立，不能把不同傳統直接視為相同理論，更不能以文化引述取代實證研究。

潁川學若要面向世界，便需要同時培養根源感與開放性：知道自己的文化從何而來，也能認真理解他者；珍惜傳承，也願意修正不充分的歷史敘述。
這樣的文化生命力，來自持續學習與負責任的自我更新。

十一、問學最後要回到選擇與行動

思辨若停留在不斷懷疑，也可能使人遲遲無法行動。

現實中的教育與治理，常須在資訊不完整時作決定。此時應清楚說明已知、未知及判斷依據，再依影響程度安排下一步。
對低風險、容易調整的方案，可以小規模試行，預先設定觀察指標與檢討時間。對影響重大、難以補救的決定，則需要更充分的證據、更多當事人的參與，以及明確責任。

一項成熟的結論，可以寫成：
「在目前條件與證據下，我們支持這個方案；若出現以下結果，就應調整或停止。」

這種表述讓承諾具備邊界，也讓修正成為責任的一部分。
每天閱讀一則消息時，我們都可以練習問：
它要我相信什麼？依據在哪裡？還有什麼解釋？什麼新證據會改變我的看法？

時間久了，這些問題會進入生活：
面對學生，多理解他的處境；面對歷史，多核對一份材料；面對科技，多檢查一個假設；面對自己，多承認一分未知。

教育所期待的自主判斷，便在這些具體行動中逐漸長成。
答案可以由工具協助取得，判斷需要人持續學習，責任則必須由行動者承擔。
問對問題，是我們走向這種成熟的第一步。

教育工作者 陳銀欉 敬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