潁川學視野下的「海洋之城——台灣」： 從島嶼離散到世界樞紐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引言

台灣，這座位於西太平洋邊緣的島嶼，長期以來被視為「中國的邊陲」或「大陸的延伸」。然而，若從「潁川」這個象徵漢人移民開墾與血緣在地化的郡望出發，重新審視這片土地，我們會發現一條截然不同的歷史脈絡：台灣從來就不是「背對海洋」的孤立島嶼，而是一部從漂洋過海的離散記憶，走向落地生根的在地實踐，最終邁向世界樞紐的海洋敘事。
「潁川」作為陳姓等眾多漢人姓氏的郡望，不僅代表原鄉的血緣符號，更象徵著先民跨越黑水溝的勇氣、在海岸邊築起聚落的韌性，以及將海洋從危險障礙轉化為生存命脈的智慧。

本文作者以「潁川學」為視角，嘗試重新思考並優化這段宏大歷程，從過去、現在到未來，勾勒台灣作為「海洋之城」的完整圖像。

一、過去：漂洋過海與落地生根——潁川血緣的海洋起點

「潁川」一詞，源於東漢時期的潁川郡（今河南許昌一帶），是陳姓等漢人家族的重要郡望。對許多台灣漢人而言，它不僅是族譜上的一頁，更是跨越數百年時空的情感紐帶。當我們從潁川的角度回望台灣的海洋歷史，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群帶著原鄉記憶、信仰與血緣符號的移民，如何在未知的海域中尋找新的生機。

台灣進入世界地圖的真正起點，並非明清官方的行政歸屬，而是大航海時代的貿易網絡。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南安平建立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這座城堡不僅是軍事據點，更是東亞海域的重要轉運站。
考古發現顯示，熱蘭遮城周邊出土大量來自中國、日本、東南亞乃至歐洲的陶瓷、錢幣與貿易商品，證明當時的台灣已是跨洋貿易的節點。先民從福建、廣東沿海出發，穿越被稱為「黑水溝」的台灣海峽，面對的是風浪、海盜與未知的生死風險。
這些渡海者中，不乏以潁川為郡望的陳姓家族，他們帶著族譜、祖牌與信仰，在港口與海岸邊築起最初的聚落。

渡海本身就是一種「離散」的集體經驗。黑水溝的險惡，讓「過台灣」成為生死之約，許多人甚至以「六死三留一回頭」來形容成功機率。然而，正是這種高風險的遷徙，催生了強烈的落地生根意識。移民們並非簡單複製原鄉生活，而是在新環境中重新調適：以港口為中心發展貿易，以海岸為基地經營漁業，以血緣與同鄉網絡建立互助社群。
潁川的符號在此發揮了雙重作用——一方面維繫對原鄉的記憶，另一方面成為在地化的身份認同工具。族譜中「潁川堂」的堂號，在台灣的宗祠、廟宇與墓碑上反覆出現，成為移民社群凝聚的標誌。

熱蘭遮城的考古發現，進一步印證了這段歷史的海洋本質。近年來的發掘工作，不僅出土荷蘭時期的建築遺跡，更發現大量漢人移民的生活遺物，顯示當時已有相當規模的漢人社群參與貿易與開墾。從安平古堡到台南府城，再到後來的鹿港、艋舺等港口聚落，台灣逐漸形成一條以海洋為軸線的生活網絡。

海洋不再只是障礙，而是生存與繁衍的命脈。

先民將原鄉的農業技術與信仰體系移植到島上，同時吸收原住民的航海知識與荷蘭人的貿易經驗，創造出獨特的「島嶼文化」。

這段過去的核心，並非單純的「漢人移墾史」，而是「離散中的在地化」。潁川作為血緣符號，提醒我們：台灣的海洋歷史從來不是單線的「中國化」過程，而是多重文化在港口與海岸邊交織的結果。
從1624年熱蘭遮城建城開始，台灣便以貿易轉運站的身份，進入了全球航海網絡。先民的渡海勇氣，奠定了台灣作為海洋之城的歷史底蘊。

二、現在：海洋產業與在地文化的交融——從索取到共生的轉型

進入當代，台灣的「海洋之城」特質更加鮮明。高雄、基隆、台中、花蓮等港口，早已從傳統漁港轉化為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節點。高雄港長期位居全球貨櫃吞吐量前列，基隆港則是北部重要的國際航線樞紐，台中港與花蓮港則分別承擔中部與東部的運輸功能。這些港口不僅是貨物進出的門戶，更是台灣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命脈。

從潁川的視角來看，這正是先民渡海精神的現代延續——從個人的生存遷徙，升級為整個島嶼的產業與貿易網絡。
海洋經濟的多元發展，構成當代台灣的重要支柱。遠洋漁業曾是台灣的驕傲，澎湖、小琉球、綠島等離島，至今仍保留濃厚的討海文化。漁民世代以海為生，發展出獨特的捕撈技術、漁船建造與海洋知識體系。然而，隨著資源枯竭與國際漁業規範的嚴格化，台灣的海洋產業正經歷深刻轉型。
新興的海洋觀光遊憩——潛水、生態旅遊、賞鯨、潮間帶體驗——逐漸成為替代與補充。小琉球的海龜保育、綠島的珊瑚礁生態、澎湖的玄武岩地質與海洋牧場，都展現出「海洋之城」從單純資源索取，轉向體驗與保育並重的新樣貌。

在地文化與海洋產業的交融，更體現在信仰、飲食與日常生活中。媽祖信仰從湄洲傳到台灣，再沿著港口與海岸線擴散，成為跨族群的海洋守護神。每年的迎媽祖、送王船等儀式，不僅是宗教活動，更是社群凝聚與海洋記憶的再確認。飲食文化同樣深刻烙印海洋印記：從基隆廟口的海鮮小吃，到高雄的旗魚料理，再到離島的風味魚湯，都是「靠海吃海」的日常實踐。

潁川的血緣符號在此並未消失，反而與在地海洋文化結合——許多陳姓宗親會同時參與地方媽祖廟的慶典，將原鄉記憶與島嶼生活融為一體。

然而，當代台灣的海洋故事並非只有繁榮。海岸線侵蝕、海洋垃圾、過度捕撈、極端氣候帶來的颱風與海平面上升，都成為嚴峻挑戰。從單純「向海洋索取資源」到「海洋環境永續」的守護者，台灣社會正進行一場深刻的價值轉型。政府推動的海洋保護區、海岸復育計畫、海洋垃圾清理行動，以及民間組織的淨灘與生態監測，都顯示出「共生思考」的興起。
青年世代透過潛水、衝浪、海洋科學研究，重新定義與海洋的關係——不再只是經濟資源，而是生命共同體。

從潁川學的角度，這場轉型具有特殊意義。先民渡海時，海洋既是威脅也是機會；當代台灣人則進一步將其轉化為責任。在地化不再只是血緣的落地，而是對這片海域的長期承諾。港口城市的現代化與離島的生態保育，共同構成「海洋之城」的當代面貌：既連結全球供應鏈，也守護島嶼的生態根基。

三、未來：面向世界的永續藍色科技島——潁川底蘊與海洋精神的結合

展望未來，台灣作為「海洋之城」的潛力，正指向一條「藍色經濟」與「綠能轉型」交織的道路。台灣海峽的風場條件優越，離岸風電已成為國家能源轉型的重要支柱。
從苗栗到彰化沿海，一座座風機拔地而起，將昔日被視為「危險海域」的海峽，轉化為綠色能源的推手。結合AI、物聯網與海洋科技，智慧港口、海洋資源監測、海底電纜與無人載具等應用，正快速發展。這些科技不僅提升產業效率，更為海洋環境的長期監測與保護提供工具。

藍色經濟的核心，在於將海洋資源的開發與永續管理結合。除了離岸風電，台灣在海洋生技、海水淡化、潮汐能與深層海水利用等領域，也具備潛力。大學與研究機構積極投入海洋科學，培養跨領域人才；企業則探索從漁業廢棄物到海洋材料的循環經濟模式。
未來的「海洋之城」，將不再只是傳統港口與漁業的延伸，而是科技、生態與產業高度整合的藍色樞紐。

更深層的是「海洋國家認同」的建構。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習慣以「大陸邊緣」或「島嶼封閉」來自我定位，導致「背對海洋、面向陸地」的心理傾向。然而，從潁川的歷史底蘊出發，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可能：先民的渡海經驗本身就是開放與冒險的象徵。
未來的台灣，可以以「海洋國家」的胸懷，深耕亞太、擁抱全球。這包括強化與東南亞、太平洋島國的海洋合作，參與國際海洋治理，以及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發揮島嶼國家的獨特角色。

潁川的符號在此具有啟發性。它提醒我們不忘文化源頭——血緣、信仰與歷史記憶；同時也強調包容與韌性——在新環境中調適、創新與前行。當潁川的歷史底蘊與現代海洋精神結合，台灣便能在新時代的海洋浪潮中，既堅守在地認同，又航向更廣闊的世界。這不是簡單的「去中國化」或「本土化」口號，而是從歷史經驗中提煉出的實踐智慧：離散可以轉化為連結，障礙可以轉化為機會，記憶可以轉化為未來的動能。

具體而言，未來的「海洋之城——台灣」可能呈現以下圖像：港口城市成為智慧物流與綠色能源的示範區；離島成為生態旅遊與海洋教育的基地；青年世代透過科技與藝術，重新詮釋海洋文化；國際交流則以海洋議題為橋樑，強化台灣在區域與全球的能見度。從熱蘭遮城的考古遺址，到離岸風機的現代化景觀，從潁川堂的宗祠香火，到海洋科學實驗室的數據監測，這條脈絡將過去、現在與未來緊密連結。

四、大航海時代熱蘭遮城的考古發掘：
從貿易據點到台灣海洋史的物質見證

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又稱臺灣城、安平古堡）是台灣進入大航海時代、正式納入全球貿易網絡的起點。
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在台南安平（當時稱大員、Tayouan）一鯤鯓沙洲上建造這座稜堡式要塞，初名奧倫治城（Fort Orange），1627–1628年改稱熱蘭遮城。它既是軍事防禦據點，也是VOC在東亞最重要的貿易轉運站，直到1662年鄭成功攻佔為止。
數百年來，地表建築歷經明清、日治與戰後改建，多已殘缺，但地下遺構與遺物卻保留了豐富的歷史訊息。
近二十餘年的考古發掘，特別是為迎接台南建城400年（2024）所展開的系統性調查，大幅補充了文獻的不足，讓我們得以重新認識這座「海洋之城」的物質基礎。

1、早期調查與系統性考古的開端

熱蘭遮城的研究並非始於現代。清代已有美國人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的探索，日治時期栗山俊一等學者進行測繪與初步發掘。戰後地方文史工作者持續關注，官方則於1993年委託曾國恩建築師進行「臺閩地區第一級古蹟臺灣城殘蹟調查研究與修護計畫」，2003年與2006年由成功大學傅朝卿、劉益昌、李德河等團隊執行「王城試掘調查研究計畫」。後者運用透地雷達（GPR）探測，並在安平古堡園區內開挖多處探坑，出土大量陶瓷碎片，包括中國青花瓷、歐洲馬約利卡（Majolica）錫釉陶、德國萊茵地區「鬍鬚男」鹽釉酒壺（Bartmannskrug），以及日本肥前地區的二彩唐津等。
這些遺物清楚顯示，17世紀的熱蘭遮城是跨區域貿易的交匯點，歐洲器物經由荷蘭人攜入，日本陶瓷則可能與鄭成功家族的貿易網絡有關。
這些早期工作確立了遺址的多層堆積特性：荷蘭時期地層之上疊壓明鄭、清代、日治與現代堆積，形成完整的歷史序列。

2、台南400年計畫下的重大發現（2018年以後）

為迎接2024年台南建城400年，台南市政府與國立成功大學自2018年起合作執行「熱蘭遮城與大員市鎮調查研究與教育推廣計畫」（後續獲文化部補助持續進行），該計畫結合三個面向：文獻史料（特別是1643年《熱蘭遮市地籍登記簿》）、套圖測繪（成大建築系黃恩宇團隊重建17世紀市鎮平面），以及考古發掘（成大考古所劉益昌團隊主導）。

1. 大員市鎮街廓與海岸線探索（2019年）

在安平石門國小與劍獅埕進行試掘。石門國小北側發現清代磚造結構，其下出現疑似大水氾濫沖積與水相沉積地層，與海岸線附近地層類型相符，支持文獻中該處為1640年代海陸交界的判斷。劍獅埕則出土連續磚造基礎與鋪面，遺物以17–18世紀瓷器為主，研判可能為清代水師五館之一的「金門館」遺構。更重要的是，探坑中發現荷蘭時期以大量血蚶與碎蚵殼、紅磚鋪面的做法，與文獻記載的工法吻合，並出土日本瓷器，證明當時已與日本有直接貿易往來。

2. 外城西牆與排水系統（2021年）

這是近年最受矚目的發現。在安平古堡園區周邊發掘出熱蘭遮城外城西牆遺構及完整排水系統。這兩處遺構過去從未被發現，史料中亦幾乎沒有詳細記載。排水系統作為要塞重要基礎設施，補充了 fortification 工程的實物證據，顯示荷蘭人如何在沙洲環境中解決排水與防潮問題。外城西牆的出土，也讓熱蘭遮城「上層主堡—下層主堡—外堡」的完整輪廓更為清晰。目前國定古蹟「熱蘭遮堡遺構」已涵蓋12處本體，反映原始平面輪廓，地下仍可能埋藏更多遺構。

3. 劍獅埕荷蘭街區遺構

2022年後持續發掘，確認荷蘭時期大員市鎮街區遺構，被視為「台灣第一街」的實體證據。遺構上疊壓明鄭與清代磚牆，基礎連續使用超過兩百年。出土遺物包括歐洲岩釉土器、中國瓷器、日本陶瓷等，進一步印證多族群共居與跨洋貿易的實況。
根據1643年地籍表，市鎮約有320–395戶，其中多數為華人（部分從東南亞移入的海外華商），少數荷蘭人，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港市社會。

3、考古發現的歷史意義

這些發掘成果從物質層面證實了幾個關鍵論點：

* 全球貿易網絡的節點：陶瓷組合（中國、歐洲、日本、東南亞）在中國本土遺址極為罕見，卻在熱蘭遮城集中出現，證明台灣在17世紀已是VOC橫跨兩大洋航線的重要據點。
* 都市規劃與在地適應：地籍表與遺構顯示歐洲式格狀街廓與稜堡設計（受義大利文藝復興影響的「舊荷蘭系統」），同時採用本地材料與工法（如蚵殼鋪面），展現殖民者與在地環境的互動。
* 多族群共生：荷蘭人、漢人（含從東南亞來的商人）、平埔族群在此交會，形塑早期台灣港市的開放性格。
* 歷史連續性：從荷蘭到清代的層位疊壓，說明安平地區從未真正「中斷」，而是持續累積與轉化。

近年熱蘭遮博物館常設展已更新，納入考古文物、復原模型與AR體驗；劍獅埕則舉辦「考古埕－尋找熱蘭遮市鎮」特展，並結合科技導覽，讓公眾直接接觸遺構。2026年外堡南側牆體完成修復加固，移除危及結構的榕樹根系，進一步確保遺構長期保存。

4、台灣考古如何重寫「海洋之城」的敘事

台灣熱蘭遮城的考古發掘，不僅是「挖出古牆」的技術工作，更是重新定義台灣歷史起點的過程。它證明台灣並非被動等待「發現」，而是主動捲入大航海時代的貿易與文化交流網絡。
從潁川血緣所象徵的漢人渡海移民，到荷蘭人帶來的歐洲技術與東南亞華商網絡，安平這片沙洲成為多重離散與在地化交會的場所。未來若能持續系統發掘、結合數位復原與公眾教育，熱蘭遮城將不只是國定古蹟，而是台灣作為「海洋之城」最具體、最有說服力的物質證據。

五、結語

從島嶼離散到世界樞紐的台灣敘事

從潁川學的視角重新思考「海洋之城——台灣」，我們看見的是一段從漂洋過海的離散記憶，到落地生根的在地實踐，再到面向世界的永續藍圖的完整歷程。
過去，先民以勇氣跨越黑水溝，將海洋轉化為生存命脈；
現在，台灣以港口、漁業、觀光與環保行動，實踐產業與文化的交融；
未來，則以藍色科技與海洋國家認同，航向更廣闊的樞紐角色。

本文探索發現並非只是歷史回顧或產業展望，而是對「我們是誰？」的再確認。
潁川作為血緣與移民的象徵，提醒我們台灣的海洋文化特質從未消失；它只是在不同時代被不同方式詮釋與實踐。
當我們不再把海洋視為邊緣或障礙，而是視為身份、機會與責任的核心，台灣作為「海洋之城」的潛力，才能真正釋放。

教育工作者  陳銀欉  敬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