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教育歷史沿革探索
作者：陳銀欉 先生
德國民法典的立法沿革與學術系譜：
兼論台灣民法體系的立法例源頭探索
一、引言
從台灣民法的起點說起
台灣現行民法主要源自德國民法典（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BGB），這並非偶然，而是因近代日本法制移植德國法的結果。理解德國民法典的立法過程與當時民法學者的思想背景，是學習台灣民法不可或缺的法學常識之一。
若與AI對話僅止於「表層發問」，所得到的回答往往流於淺顯；唯有對歷史背景、人物思想有所掌握，才能深入對話、獲得豐富啟發。
二、德國民法的歷史背景：從法制分裂到統一立法
在19世紀中葉之前，德國尚未統一，各邦採用各自的民法體系：
•普魯士：《一般邦法》（Allgemeines Landrecht, ALR, 1794）
•奧地利：《民法典》（Allgemeines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ABGB, 1811）
•南德地區：大量採用法國民法典（Code Civil）
這種法制分裂，對經濟統一與商業發展造成阻礙，遂在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後，統一民法成為國家立法的重大目標。
三、德國民法典的制定過程：從兩次草案到1896年通過
德國民法典的立法歷時數十年，經歷兩次草案與廣泛學術討論：
第一次草案（1888）
•主導：第一委員會
•法學基礎：高度理論化、形式主義，以羅馬法為中心的潘德克頓體系
•Bernhard Windscheid 的《潘德克頓法教科書》被視為草案藍本，其體系深刻影響民法總則、物權與債法編的結構
但此草案遭到猛烈批評，特別是來自 Anton Menger 的指責：認為這部民法完全忽視無產階級與弱勢群體的權益，過度傾向資產階級利益。
第二次草案（1896）
•主導：第二委員會
•修正重點：增添社會性、調整法人概念、緩和契約自由的絕對性
•最終版本仍保留形式主義結構，但納入部分社會法觀點
1896年，德國國會通過BGB，並於1900年正式施行，成為現代民法典的經典範例之一。
四、關鍵學者的思想系譜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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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hard Windscheid（1817–1892）
•潘德克頓法學派代表，民法總則的「法律行為」「法律關係」等核心概念即源自其著作
•雖未實際參與第二草案，卻被視為「精神導師」
•主張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體系邏輯嚴謹 -
Anton Menger（1841–1906）
•社會法學派代表，主張法典應反映社會現實、保護弱勢
•批評第一草案忽視貧民階層
•提出「社會立法」思想，成為後來德國福利國家的理論先驅之一 -
Otto von Gierke（1841–1921）
•發展「團體法」理論，重視法人與社群的法律人格
•批評個人主義法觀，影響第二草案中人格法、團體權的設計
•主張「社會連帶」與「公共利益」為私法核心要素 -
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
•倡導「目的法學」（Zweckjurisprudenz），主張法律應回應社會目的，而非僅追求邏輯一致性
•對Windscheid的形式主義提出實質挑戰 -
Heinrich Dernburg（1829–1907）
•第一委員會主席，負責草案整合工作
•屬於傳統法學派，注重體系整合 -
Georg Beseler（1809–1888）
•強調「人民法」（Volksrecht），反對形式主義
•雖未主導草案，但其論述間接促使草案修正
五、台灣民法的繼受：從德日法系的轉介
台灣民法之所以採取德國民法體系，乃因明治日本在近代法制改革中，採用德國BGB作為其民法藍本。
台灣在日治時期即繼受日本法系，戰後延續至中華民國民法修訂，形成「以德國法為母法、透過日本法為媒介」的繼受立法例結構。
這也使得上述德國民法學者（尤其是 Windscheid、Gierke、Jhering）常被列為我國法學教育的重要學理來源。
六、比較視角：德國與清朝法律修正文化之差異
德國民法典制定時，雖受批評，卻能透過二次草案、制度調整與特別法更新，展現制度進化的能力。特別是在二戰後，德國大量以具時代精神的特別法（如租賃法、消費者保護法、僱傭關係等）取代舊法條文，維持民法典的體系性，又具社會回應性。
反觀清朝《大清律例》修「例」而不改「法」，導致法律體系累積大量例外與不一致，反強化封建不平等結構（三綱五倫），終致制度僵化、法制崩解。
七、學習德國民法的意義在於理解法典背後的思想與歷史厚度
德國民法典不是一部中立的技術文件，而是體現19世紀法律思想、社會結構與學術論爭的結晶。理解 Windscheid 的邏輯美學，也要認識 Jhering 的目的法學；重視私法自治，也要回應 Gierke 對於共同體與倫理關懷的主張。
對台灣的法律人而言，這些知識不僅是歷史課題，更是法制改革與社會正義的鏡鑑。
面對現代的AI時代法律挑戰與制度更新，我們也需要具備當年德國立法者那般，理性、辯證與開放的精神傳統，推陳出新。
八、中華民國第一代法律學家王寵惠
王寵惠（1881年12月1日—1958年3月15日），字亮疇，廣東東莞虎門太平鎭官涌鄕人，生於香港。中華民國政治家、外交家、法學家。曾擔任中華民國外交總長、中華民國司法總長、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國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長、中華民國第1任司法院院長、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等政府要職。
他是二十世紀中國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和法學家；近現代中國法學的奠基者之一，王寵惠是近現代中國歷史上富於傳奇的人物。
民國時期，王寵惠其名在政界和學界無人不曉。作爲法學學者，他精通日語、德語、英語，學貫中西；在憲法、刑法、民法、國際法等領域都有精深的造詣，是首位在海牙國際法庭擔任法官的中國法學家，並曾是聯合國憲章的起草者之一，在國際法學界享有盛譽。
作爲政治家，他曾先後擔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國民政府的外交總長、司法總長等要職，為後人留下了豐厚的法學和外交思想遺產。
1895年（光緒21年），14歲時入北洋大學堂二等學堂（今天津大學前身）法科預科。
1900年（光緒2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獲欽字第一號考憑，為中國第一個獲得國內大學（或專科、大學預科）文憑者。
1907年，他翻譯的（1896年版）德國民法在倫敦出版，為英文譯本之首，該譯本不僅比曾留學德國的美籍學者Dr. Walter Lowery的譯本更早，其評論亦較佳。
1923年（民國12年），他任海牙常設國際法院法官。
1924年（民國13年），他任孫寶琦內閣司法總長。翌年，他任修訂法律館總裁。
1928年，王寵惠任國民政府的首任司法院院長。
翌年，他再度當選國際聯盟的常設國際法院法官。他留在國內，11月兼任內外債整理委員會委員長。
1931年他奉蔣中正之命，制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
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同年6月，蔣中正提名王寵惠為司法院院長，石志泉為副院長，獲監察院投票同意，翌年，國府遷台，他經香港到台灣。
1952年，王寵惠任東吳法學院董事長。
1958年3月15日，王寵惠在台北病逝，享年76歲；死後安葬於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後山墓園，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行政大樓「寵惠堂」即是紀念王寵惠而得名。
王寵惠是一位傑出的法學家，他早年旅歐時所翻譯的《德國民法典》奠定了他在西方世界的學術地位。
該書直到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仍居於經典教材的地位。
一個中國人，能以英文翻譯德文的作品，並贏得以英文爲母語的英美人如此之尊敬，非一般學術之功所能為。
王寵惠在法學方面的貢獻甚巨，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他先後撰寫了《憲法芻議》、《憲法危言》、《憲法平議》、《比較民法》、《中華民國憲法之要點》、《憲法之功用》、《五權憲法》、《五權憲法之理論與實踐》等一系列厚重的法學作品。
他根據孫中山提出的五權相互制衡的憲政理念，所提出的中國憲政原則和方針，不僅奠定了中華民國的立憲基礎，而且引領了近代中國的憲政風潮。除了在憲法和民法方面的成就之外，王寵惠在刑法和國際法方面也成績斐然。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所沿用的刑法典是北洋政府頒布的《暫行新刑律》。
1928年，王寵惠開始主持修訂刑法，親自起草了《刑法草案》。該草案廢除了舊刑法中封建傳統禮制，以及懲罰程度的舊原則；並吸收了許多符合現代法律精神的觀念，確立了在刑事懲罰方面一律平等，包括男女平等和所有國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等項原則；此外該草案還保障了工人罷工的權利等等。
這一法律草案最終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審議通過，於1928年4月10日公布，並於當年7月1日施行，這就是1928年版本的《中華民國刑法》。
該法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頒布的刑法典，公佈實施之後，受到當時中國法學界的廣泛好評。
在修訂完刑法典以後，王寵惠又參與了《中華民國民法》的編訂工作。在編訂過程中，王寵惠既是顧問，又是實際的法案起草的參與者。該民法典為以後編撰中國民法在體例、原則、指導思想等方面確定了範例。
王寵惠也是一位蜚聲國際的法學家，他在國際法方面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他在海牙國際法庭供職時的表現，以及在確立聯合國憲章方面所做的工作。作爲中國當時最爲知名的法學家之一，王寵惠於1923年受北洋政府的委派，出任海牙國際法庭候補法官，1930年升任為正式法官，從而成為海牙國際法庭的第一任中國籍的法官。任職期間，王寵惠堅持以公平適當的原則處理國際間糾紛，表現出其精深宏博的法學修養與寬厚公正的紳士風度，為世界各國的法學家和政治家所稱道。
1936年，王寵惠離職返國參加抗日工作，適逢“西安事變”，王寵惠贊成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1946年4月，王寵惠作爲中國的全權代表出席了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成立大會，並參與制定聯合國憲章。由於中國在四強中的地位比較微妙，所以王寵惠、顧維鈞等中國代表采取了在美蘇沖突中偏向美國，但又盡量避免不必要冒犯蘇聯的正確立場，使得中國提出的許多建設性意見被納入了聯合國憲章。
除在外交與司法方面之成就，王寵惠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頗有建樹，一生中曾先後擔任唐紹儀內閣之教育總長、復旦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教員、東吳大學董事長，並對東吳大學在臺灣復校及擴展，居功至偉。
他還將蔣介石巨著《中國之命運》翻譯成英文，並主持翻譯了《蘇俄在中國》一書。1948年，王寵惠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6年11月，王寵惠出席了制憲國民大會，參與《中華民國憲法》的制訂工作。
1948年6月，他再度擔任司法院院長。翌年，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臺灣之時，王寵惠因病前往香港治療；
1950年轉赴臺灣，再度出任司法部長。王寵惠一生清廉，品行端正，至死都不改其士君子之人格，以至於晚年生病的時候，困頓到拿不出錢來治病，而只能靠別人的捐贈清償醫藥費用。
九、中華民國民法立法沿革與修訂狀況
清朝末年，政府決定頒布新民律，1907年開始起草，同年，諭旨要求修訂法律館參考各國成法，體察中國禮教民情，妥慎修訂新律，
因政局動盪，修訂法律館在1910年年底匆忙完成《大清民律草案》的條文，《民律草案》分為總則、債權、物權、親屬、繼承五編，前三編主要取德、日民法典，後兩編甄采中國禮制，但因清政府覆亡，《民律草案》未被採納，北洋政府修訂法律館對《大清民律草案》進行修改，1926年形成民國《民律草案》，但也沒有正式頒布。
國民政府1928年形式上統一中國後，開始制定民法典，民法起草委員會於1928年成立，成員均為法學者，包括傅秉常、焦易堂、史尚寬、林彬、鄭毓秀（後由王用賓繼任）、何榮（擔任秘書）、胡長清（擔任編集執行長）等人。
十、其他相關附屬民法法律
民法典本法除了本文以外，另外針對各編的施行還另外訂定了以下法律：
- 民法總則施行法
- 民法債編施行法
- 民法物權編施行法
- 民法親屬編施行法
- 民法繼承編施行法
-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十一、特別民法
除了民法以外，亦有其他法律規範民事法律關係：
-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 消費者保護法
-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 土地法
-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 礦業法
此外，諸如商標法、專利法及著作權法等關於智慧財產權之法律，原則上亦可視為民事法（物權之特別規定）。
不過法學界中，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法律通常是由財經法領域之學者從事研究。
十二、台灣民法學的發展歷程中，有多位重要的學者為其奠定了基礎並做出卓越貢獻。
以下列出幾位具代表性的民法學者，並簡要介紹其學術成就。
重要民法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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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尚寬(1898年—1970年)：
被譽為中華民國著名法學家，《中華民國民法典》的起草人之一，並編寫了中國第一部完整的《民法全書》。 他是早期台灣民法學的重要奠基者。 -
鄭玉波(1917年—1993年)：
專長於民事實體法，著作等身，對台灣民法學的發展影響深遠，其著作《民法物權》中對於果實自落鄰地的解說更成為法學界的經典名句。 -
王澤鑑(1938年—)：
臺灣民法權威，長期任教於臺大法律系，並曾擔任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法官。其民法相關著作深受學術界推崇，對台灣民法學的發展有重要貢獻。 -
戴東雄:
在民法債編研究方面有深入研究，其著作對台灣民法學的發展產生影響。 -
王泰升:
深入研究台灣民法的繼受過程，探討台灣民法從歐陸法系經由日中兩國繼受，再到自主採擇的歷程。
教育界的園丁
陳銀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