潁川學探索世界動亂與教育的未來—— 從歐洲街頭到台灣校園：全球變遷中的危機意識與世界文明責任

前言

一個社會的危機，往往在街頭被看見，卻早已在教室裡累積。

當教師不足、校舍失修，當家庭付不起房租，學生必須增加打工時間，教育的困境就不再只是成績與升學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如何分配資源、承擔責任，以及讓年輕人相信未來仍然值得努力的問題。

從潁川學創始以來最為關注歷史、教育與文明延續的角度來看，世界動亂給我們的提醒，是必須追問：社會發生衝突時，誰的學習最先中斷？制度恢復運作之後，誰仍然被留在後面？台灣又應如何在全球變局之中，守住下一代的成長機會？

一、首先理解歐洲事件：看見訴求，也辨明暴力

國際媒體截至2026年10月18日的新聞報導，法國17日的大規模抗議出現縱火、搶掠與警民衝突，里摩日市政廳遭火災嚴重破壞。這場動員與生活成本、公共服務及教育條件的不滿有關。

然而，理解這波事件，不能只停留在燃燒的汽車與破碎的玻璃。

我們需要看見，部分青年對教師短缺、校舍條件與生活負擔的不滿，如何逐漸與更廣泛的公共議題交會。同時，也不能把比利時、義大利、葡萄牙與阿爾巴尼亞的抗議，全都視為成因一致、程度相同的「歐洲全面暴動」。

和平集會、學生表達意見與暴力破壞，必須清楚區分。
不能把所有抗議者視為暴徒，也不能因為訴求值得理解，就合理化縱火與傷害。這項區分，本身就是公民教育的基本功。

抗爭事件仍在發展，目前也不足以判定這波抗議對各國長期學習成效的實際影響。更有價值的研究方向，是結合歷史經驗，分析社會危機如何進入校園，以及教育制度能否及時承接。

二、21世紀的教育危機，是多種壓力相互疊加

21世紀的動亂，不能只從街頭衝突理解。

戰爭會破壞校舍、迫使家庭遷徙；政治暴力可能威脅教師與研究者；經濟危機使家庭縮減教育支出；疫情與極端氣候則可能讓大量學生同時離開教室。

這些事件在性質與責任上不同，卻都可能造成教育中斷，而且經常相互加重。

全球保護教育免受攻擊聯盟《Education under Attack 2024》記錄，2022至2023年間，全球約有6,000起針對教育的攻擊及學校、大學遭軍事使用事件，傷害超過一萬名學生與教育工作者。這是報告掌握的事件資料，不能當成全球毫無遺漏的總數。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則指出，2024年至少有85個國家或地區、約2.42億名學生，因熱浪、洪水、風暴等極端氣候事件而遭遇學習中斷。

這兩組數據描述不同風險，不能直接相加，卻共同指出一件事：

「教育規劃不能再假設，每一天都有安全的交通、穩定的電力、完整的教室，以及能夠安心學習的家庭。」

三、動亂如何傷害教育？五條必須看見的路徑

第一，上學的路被切斷。

交通停擺、校園周邊衝突、校舍損壞與家庭遷移，都可能造成缺課。對部分學生而言，停課是短暫的不便；對缺少照顧與資源的孩子而言，卻可能成為離校的起點。

第二，家庭失去支撐學習的能力。

當房租、食品與能源支出增加，家庭可能減少書籍、交通、設備與課外活動支出。青年也可能增加工時，壓縮睡眠與讀書時間。

同一張課表，對不同家庭的孩子，實際上並不代表相同的學習條件。

第三，教育工作者的力量被耗損。

危機期間，教師除了教學，還要協助聯繫家庭、調整評量、處理學生焦慮與學習落差。

如果增加責任卻沒有相應的人力與支持，制度就是把公共問題轉成個別教師的負擔。當教師只能疲於應付，再好的改革理念也難以落實。

第四，安全感與專注力受到干擾。

學生即使坐回教室，也未必已經恢復學習狀態。對暴力、失業或家庭失所的擔心，可能占據原本用來理解課程的心力。

但不能把所有經歷危機的學生都預設為受創者。教育支持應依實際需要提供，讓學生保有尊嚴與選擇。

第五，努力與未來之間的信任被侵蝕。

教育長期鼓勵青年：學習可以拓展人生選擇。
當學生發現學歷、工作與基本生活之間的連結變得脆弱，就可能懷疑制度是否仍然公平。這份懷疑需要被認真回應，不能簡化成「年輕人不肯吃苦」。

四、最深的損失，是危機過後仍持續擴大的差距

危機可能同時影響所有人，但恢復能力並不平均。

有設備、安靜空間與成人陪伴的學生，可以較快補回課程；缺乏這些條件的孩子，可能在停課期間失去學習節奏，復課後又因跟不上而逐漸退縮。

世界銀行等機構2022年的報告，透過模擬推估，疫情衝擊可能使中低收入國家的「學習貧窮」比例升至約70%。這個概念指十歲左右仍無法閱讀並理解簡單文本；它不是台灣的統計，也不是2026年全球兒童的即時實測結果。

這項國際性的機構研究提醒我們：

學校重新開門，與學習真正恢復，是兩件需要分別確認的事。

補救工作不能只是要求學生加速趕課，而應先了解孩子還會什麼、缺少什麼，再提供適切教學。

否則，表面恢復正常的制度，可能繼續擴大原有落差。

五、教育也能讓衝突走向公共討論

教育既可能受到動亂傷害，也能幫助社會處理分歧。

學校可以讓學生練習：

* 如何查核一段衝突影片的時間、地點與來源？
* 如何比較政府、媒體與民間對同一事件的說法？
* 如何提出資源分配主張，並回應不同意見？
* 如何表達不滿，同時尊重他人的安全與權利？

能夠批判，不代表必須敵視；尊重秩序，也不代表必須沉默。

但社會和平的責任不能全部交給教育。若住房、就業與分配問題持續惡化，只要求學校教青年保持理性，仍不足以修補信任。

教育需要與可信賴的公共治理相互支持。

六、台灣需要有因應措施準備的危機意識

歐洲的經驗不能直接套用到台灣，但可以幫助我們檢查自身的脆弱環節。

台灣的教育規劃，應把地震、颱風、極端高溫、公共衛生事件、資通訊中斷，以及區域安全風險納入不同情境。這是對可能性的準備，並不等於預言危機必然發生。

本文主張把「教育韌性」理解為四件事：

危機前降低脆弱性，危機中維持必要服務，
危機後修復學習，再讓修復經驗改善制度。

因此，評估教育品質，除了看升學與研究成果，還要問：

孩子能否安全到校？弱勢家庭能否獲得支持？教師能否持續工作？資訊中斷時，學校是否還找得到每一位學生？

這些問題，與台灣未來的人才培育、社會信任及產業發展，都有直接關係。

七、為台灣建立六項教育韌性工程

第一，讓每所學校具備可操作的持續學習方案。

方案應包括替代上課地點、家長聯絡方式、紙本教材、離線資源與彈性評量。

可以用短暫停課、持續數週及較長期中斷等情境演練，讓教師、家長與學生理解自己的角色。文件上的完整，必須轉化為實際可用的安排。

第二，優先保住基本生活與受教條件。

急難助學、餐食、交通、住宿與設備支持，應有清楚的申請與轉介管道。

協助不能只看學生是否提出申請，也應留意因羞於求助而缺課、休學或過度打工的青年，同時保護個人隱私。

第三，讓科技具有備援，也讓教師具有支援。

AI與數位教材可以協助教學，但仍依賴設備、電力與內容品質。

學校需要低頻寬、離線及紙本選項；教師也需要行政協助與教材準備時間。科技的價值，應由學生是否持續學到東西判斷。

第四，把資訊判讀與公共協商放進真實課程。

讓學生比較同一事件的不同來源，辨別事實、推測與價值判斷；也讓他們練習在有限預算下，討論校舍、午餐、輔導與設備如何配置。

危機素養需要在平日練習，不能等到衝突發生才臨時要求。

第五，讓大學成為地方復原的合作夥伴。

大學可以結合教育、工程、社工、醫療與法律等專業，協助地方理解風險、建立資源與修復服務。

合作必須尊重社區需求，也應讓學生在專業督導下參與，避免把危機當成短期展示成果的場景。

第六，建立看得見孩子的檢核指標。

可以追蹤持續缺課學生的聯繫情況、急難支持等待時間、替代教材可用性、教師工作負荷，以及復課後的基礎學習進展。

指標應用來發現需要協助的人，並依地方條件調整，不能變成要求學校美化數字的競賽。

八、台灣的競爭力與社會能否承接變局有關

全球變遷也會改變教育的內容。

如果課程只追逐眼前熱門職缺，青年就可能在產業轉型時再次失去方向。
未來教育需要兼顧專業能力、閱讀與推理、跨域合作、公共倫理，以及持續學習的能力。

國際教育也值得重新定位。

吸引境外學生來台，除了提供課程，更涉及住宿、生活支持、文化理解與危機聯繫。持久的國際連結，來自學生在這裡受到尊重，並有機會與台灣社會共同學習。

對台灣而言，科技實力、教育品質與公共信任應相互支撐。

當社會能夠在變局中照顧弱勢、維持教學、修正錯誤，人才才有條件安心成長，產業與文明也才有延續的根基。

九、潁川學的世紀文明責任：讓下一代仍然有路可走

歷史上的動亂提醒我們，建築可以損毀，制度可以停擺，而一代人的學習機會，往往需要更長時間才能修復。

潁川學若要回應21世紀，就應把文化傳承帶進當代的公共責任：
「理解世界的變化，辨明消息的真偽，聽見青年生活的壓力，也把關懷落實為可運作的制度。」

危機意識應使我們更加清醒、願意合作，並及早準備。

我們希望下一代擁有的，不只是面對繁榮時的競爭力，也包括面對困難時的判斷力、互助能力與重新出發的勇氣。

世界動盪之際，一個社會仍願意保護每一個孩子的學習，就在為自己的未來保留可能。

教育工作者  陳銀欉  敬述
2026-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