潁川學探索台灣留學生數字背後的意義—— 競爭力、文化力、文明力、知識力、科技力與創造力的綜合教育體現

引言

清晨，台灣校園的早餐店剛拉起鐵門。有人用還不熟練的華語點餐，有人拿著設計作品趕往教室，也有人準備走進實驗室，繼續昨天沒有完成的測試。

這是一幅想像中的校園風景，卻足以提醒我們：

「境外生統計表裡的每一個數字，都連著一段人生。
有人跨海而來，是為了語言；有人為了專業；有人期待一份更好的工作，也有人想在陌生的地方，試著成為另一個自己。」

當我們看見台灣各大專校院境外生超過十四萬人，最值得追問的，便是這些選擇背後的原因，以及台灣是否有能力回應這份期待。

數字讓人看見規模，教育的價值則需要走進教室、宿舍、工作坊與實驗室，才能逐步辨認。

從十四萬人的統計，學習看見真實：
依教育部境外學生來源分布資料，114學年度境外生合計140,417人。其中，越南52,974人，約占37.7%；印尼19,343人，馬來西亞8,740人，日本8,728人。這些數字依官方資料下載檔核對。

這些數字，首先要求我們把話說準：
「境外生」包含外國學生、僑生及港澳生、陸生等不同身分類別，也包含正式攻讀學位與交換、短期研習、華語學習等不同就學方式。
因此，十四萬境外生不能直接解讀成十四萬名外國學位留學生，更不能據此想像所有校園都已經「塞爆」。

日本學生的情況尤其值得細看。同一份官方資料顯示，114學年度日本境外生為8,728人，其中學位生2,419人、非學位生6,309人；整體人數略低於113學年度的8,779人。因此，「約五千人」「最近暴增」等說法，都需要先釐清年份與統計範圍。

這番核對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

一份資料可以被寫成振奮人心的故事，也可以被包裝成衰敗焦慮。教育工作者有責任讓證據走在情緒前面，讓學生明白：越希望論點有力量，越要把基本事實站穩。

同樣地，境外生增加，不能直接證明台灣高等教育的每一個環節都在進步。招生規模與教育品質，是需要分別檢驗、再加以連結的兩件事。

被選擇的台灣，吸引力來自何處？

我們常以「高CP值」形容來台留學。這個說法容易理解，卻只能解釋部分現象。

對一個家庭而言，留學選擇涉及學費、住宿、交通與獎助，也涉及距離、語言、生活適應、學位認可及未來出路。不同國家、不同家庭、不同學科的學生，權衡方式不會完全相同。

對部分日本青年來說，台灣可能提供接觸華語、認識亞洲、體驗不同教學風格的機會；對部分東南亞青年而言，專業訓練與區域產業連結，可能具有吸引力。這些都是值得透過訪談與調查檢驗的解釋，不能僅憑來源國人數，就替所有學生宣布共同動機。

如果一名學生選擇來台學設計，我們應該想知道：他看重的是教師、設備、作品發表機會，還是創作自由？

如果一名學生選擇工程，我們也應該追問：他得到哪些訓練？能接觸哪些研究與實作？畢業後的工作，是否真能運用所學？

這些問題會把「便宜」推進到更完整的教育價值。

有能力吸引學生，是值得肯定的起點。能讓他在離校時擁有更扎實的能力與更寬廣的選擇，才是值得長久建立的聲譽。

少子化之下，大學需要怎樣的國際化？

當本地招生面臨壓力，境外招生很容易被視為維持校務運作的方法。這個現實可以理解，卻不能成為國際教育的全部目的。

學生帶來學費，也帶來學習權益與照顧責任。

如果學校只在入學時熱情接待，開學後卻沒有足夠的語言支持、課業輔導與生活協助，招生承諾便會與實際經驗產生距離。若以工作前景吸引學生，卻讓課程與實習失去教育內涵，短期人數再漂亮，也難以累積長期信任。

國際化需要進入日常運作。

教師是否知道如何協助不同語言背景的學生參與討論？行政資訊是否清楚可懂？學生遇到住宿、財務或實習爭議時，能否找到願意處理問題的人？

這些看似細小的事，決定了一個人是否能安心學習。

我們也應把目光放在本地學生身上。一間教室有十幾個國籍，不代表彼此已經產生理解；課程改用英語，也不保證學生真正參與了國際交流。

若不同群體始終各自坐在角落，作業只是分開完成，再把檔案拼在一起，校園雖然多元，學習仍可能彼此平行。

真正有意義的國際化，會讓學生共同提出問題、處理分歧、完成作品，並在合作後改變對彼此的認識。

文化力與文明力，藏在如何對待陌生人之中

文化的吸引力，可以從語言、飲食、藝術與生活方式開始；能否形成更深的認同，往往取決於相處的經驗。

一位境外學生或許因為喜歡台灣的文化而來，最後記住的，卻可能是一位願意耐心解釋的老師，一名陪他解決困難的同學，或一次意見不同仍能被尊重的討論。

文化力讓人願意接近，文明力則在共同生活中接受檢驗。

本文作者所說的「文明力」，是一種教育上的價值主張：一個群體能否保障尊嚴、容納差異、以公平程序處理衝突，並讓較少資源的人也有發展機會。

如果我們因為學生來自富裕國家而格外熱情，對經濟條件較弱的學生卻輕忽以待，再精彩的國際化文宣，也難以掩蓋其中的落差。

對境外學生的尊重，也包含對其未來選擇的尊重。
有人畢業後留台，有人回到家鄉，有人繼續前往別的國家。教育的成果可以表現在多種路徑上：留台者投入本地社會，返鄉者促進跨國合作，持續深造者延伸研究網絡。

學生的流動，有機會讓台灣與世界建立更長久的關係。這份關係需要互惠，讓不同地方的人都能受益。

科技力如何成為教育力？

半導體、資訊與工程能力，可以成為台灣高等教育的重要資源。但產業的聲譽，要轉化為學生的能力，仍需經過扎實的教學。

會使用設備，不等於理解背後原理；完成例行工作，不等於具備解決新問題的能力；進入企業實習，也不自動代表獲得良好訓練。

教育必須在這些環節中，安排循序漸進的實作、清楚的回饋，以及提出問題的空間。

學生需要有機會問：「這個參數為什麼這樣設定？資料異常從哪裡來？如果條件改變，原來的方法還能使用嗎？」

能回答這些問題，才有可能從操作走向理解，再從理解走向創新。

產學合作也應為學生保留長期發展的幅度。企業需要人才，學生同樣需要可移轉的能力：基礎知識、方法訓練、溝通協作，以及持續學習的習慣。

如果課程過度貼近單一職缺，學生也許很快能上工，卻可能在技術更替時失去支撐。好的教育應兼顧當下需求與未來變動，讓青年有能力往前走，也有能力轉向。

當AI大量吸收書籍，知識教育走向何處？

AI帶來的變化，使這個問題更為迫切。

關於Anthropic購買紙本書、拆除裝訂、掃描後丟棄原件的做法，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所收錄的相關案件摘要，已有具體記載。 這件事值得討論，但「AI已經讀完人類所有的書」仍是過度推廣；將數位化直接比作歷史上的「焚書坑儒」，也容易混淆不同事件的目的與性質。

更值得教育界關心的，是當大量文字可以被模型處理、重組與生成，我們如何培養人運用知識的能力？

首先，不能因此認定知識已經不重要。

學生必須有一定的學科基礎，才能辨認答案中的錯誤；研究者需要理解方法與文獻，才能判斷一個新想法是否成立。知識也常需要透過實作、討論與長期經驗，才能轉化成可運用的理解。

AI可以協助整理文獻、提出假說、比較方案，這些能力值得善用。但模型提供的內容，仍須依問題性質查核、測試與解釋。

因此，未來的知識力，應包含取得資料的能力，也包含辨別來源、理解限制、建立論證與驗證結果的能力。

當書籍成為訓練資料，還有另一層問題：誰的語言與經驗被納入？誰的作品得到適當對待？哪些地方知識因為沒有被數位化，而更容易在資訊環境中失去能見度？

台灣的教育工作者與研究者，可以從這裡找到自己的任務：保存地方記憶、研究不同社群的生活、建立可信的資料，並把仍然沒有被充分理解的問題帶進公共討論。

知識的未來，仍需要人不斷發現、記錄、解釋與創造。

清明的判斷，需要在學習中練習

「清明力」可以作為一個教育上的工作概念，指向人面對複雜資訊時，看清問題、辨認證據、理解不確定性並作出選擇的能力。若要把它當成可測量、可比較的心理能力，則仍須提出清楚定義與研究驗證。

這份能力，並不神祕。

它可以從一份報告開始：請學生交代資料來源，說明哪些內容來自AI，哪些經過自己查證，哪些地方仍然沒有把握。

也可以從一次跨文化合作開始：請每個人先說出自己的假設，再理解他人為何不同意，最後共同提出可行方案。

Grossmann在〈Wisdom in Context〉中強調智慧的情境性，相關討論包括承認知識有限、考慮不同觀點，以及理解變化與不確定性。 這提醒我們，一個人即使在專業領域表現出色，面對其他處境，仍需要重新聆聽與思考。

對多元文化校園而言，這尤其重要。

台灣學生需要避免以熟悉的生活經驗評斷所有人；境外學生也需要時間理解在地制度與互動方式。教師的任務，是創造能夠說明、提問與修正誤解的環境。

人的自主性，便在這些過程中逐步成長：能說明理由，能接受反證，也能在必要時改變自己的選擇。

創造力，需要安心成長的條件

創造力經常被形容為勇敢突破。然而，一個人能否持續探索，也受到經濟條件、人際關係與學習環境影響。

Ryan與Deci的自我決定理論，提出自主性、勝任感與關係連結等基本心理需求，並討論支持這些需求的環境，如何有助於動機與健康發展。

對境外學生而言，這些概念可以化為具體的教育安排。

自主性，意味著學生理解課程與研究要求，也能對自己的學習表達意見；勝任感，需要適切挑戰與清楚回饋，讓他看得見進步；關係連結，則來自有人認識他、願意聽他說話，並在困難時提供協助。

至於研究生，還需要能讓長期投入成為可能的生活支持。
以每月最高七萬四千元、最長三年的博士獎助構想為例，真正值得討論的，是穩定資助能否減輕經濟焦慮，讓學生專心接受研究訓練。具體制度則應交代申請資格、資助來源、續領條件與資助期滿後的安排，讓申請者能評估自己的生活與研究計畫。此處採用的是所提供的獎助構想，尚不作為已核實的招生公告。

獎助金額之外，指導品質、研究倫理、合理工作安排與畢業後的發展，同樣影響人才是否願意投入。

Sonnentag與Fritz的工作恢復研究，討論了工作壓力、心理抽離與恢復之間的關係。 
把它用於研究生教育時，須留意研究對象與情境的差異，但它仍提醒我們：長期努力需要恢復條件，過度消耗值得被正視。

教育若希望人持續創造，就應支持可持續的投入，讓學生既有迎接挑戰的勇氣，也有重新整理、尋求協助與恢復力量的空間。

六種力量，如何在一個人的成長中相遇？

競爭力、文化力、文明力、知識力、科技力與創造力，可以在一段教育經驗裡彼此支持。

一名境外學生，透過語言與生活接近台灣文化；在受到公平對待的校園裡，逐漸建立信任；透過課程、閱讀與研究累積知識；運用設備與AI處理問題；再與不同背景的同學合作，提出新的設計或解決方法。

當這些經驗發生，他的競爭力便有了更扎實的內容。

這也是本文所說「教育綜合體現」的意義。六種力量不是現成的排名公式，而是幫助教育工作者檢視環境的不同視角。

招生人數之外，我們應持續觀察學生是否完成學習、如何評價教學、是否得到必要支持、畢業後能否運用所學，以及不同背景學生之間的機會差距。

如此，台灣教育的進步才有具體依據，也更能被社會信任。

讓遠道而來的人，帶著能力與尊嚴離開

回到台灣清晨的校園。

那位努力點餐的學生，幾年後也許能熟練地用華語發表研究；趕著交作品的青年，可能在跨文化合作中找到自己的創作方向；實驗室裡一次次重做測試的人，或許終於發現一個值得繼續追問的問題。

他們的人生，不會完全按照招生文宣前進。有人成功，有人轉向，也有人需要更多支持。

教育的責任，便是盡可能讓這些不同的路，都保有學習、成長與重新選擇的機會。

從潁川學的視角看，文化傳承與世界交流，可以在共同生活中相互滋養。我們把自己的經驗與知識分享出去，也讓遠道而來的人帶進新的問題、新的方法與新的理解。

台灣值得建立的教育吸引力，應當使人來得明白、學得扎實、生活有尊嚴，並在離校之後，仍願意與這片土地保持連結。

十四萬人的數字，讓我們看見一扇已經打開的門。

接下來要做的，是把門後的教育辦好。

讓每一次跨海求學，都有機會成為一個人能力的拓展，也成為台灣走向世界、世界理解台灣的開始。

教育工作者  陳銀欉 敬述